浩然口述:恩师萧也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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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然口述:恩师萧也牧
浩然口述 郑实采写 刊发时间:2009-11-20 07:33:28 书摘

1

  前几年,我发表了一篇回复青年作者提问的文章,其中有个小题目是:您在开始小说创作时,曾否得到过谁的指导?他是怎样指导的?您认为学习写小说一定要有老师吗?

  我在回答的开头,写了这样一句话:我在开始学习的路上,得到过一些前辈作家的鼓励,如叶圣陶、巴人和萧也牧诸同志……

  这句话,引来好几位年轻读者写信询问,萧也牧是何许人?

  对此,我起初感到惊异,冷静一下,也就终于想明白了。萧也牧命运多蹇,屡遭打击,而又不幸早逝,没熬到“纠偏”和“平反”的年月。如今可以给他正名、传名的人,或因心有忌讳,或因忙着更有实效的事儿顾不上,该为他说的话都还没有说,就连“兼收并蓄”的文学词典上,都不见萧也牧其名姓。基于此,怎么能够责怪年轻的文学爱好者们不知道有他这么个人曾经存在过呢?

  是的,萧也牧的确存在过。萧也牧在首都北京,在中国文坛存在过。他是一位文化名人,对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中的小说创作与文艺编辑工作,都做过出色的不可取代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长篇小说《锻炼》在刚从解放区山村进了城的《中国青年》杂志上连载。自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那是作家描写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塑造活的、真的知识分子形象的首创的典范。紧接着是他的优秀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的发表和搬上银幕,不仅给建国初期草创中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带来了鲜活的、有生命力的气息,尤其显示了艺术观念方面勇敢的探索、大胆的标立、有希望的跨越。假设,当时我们那些从山沟到大城市的可敬可爱的最为革命的人们,不把这样新的艺术现象视为妖魔鬼怪,不大惊小怪,不吓得发慌,而是宽容些,让其活下去,那么,中国的文学艺术将会走上什么样的路子?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景象呢?可悲的结果是,正是由于这番创举和成绩,萧也牧同志遭了大难,使他在当代文学史上,扮演了第一个挨棍子的作家。

  棍子并没有打掉萧也牧对共产党、对革命的赤子之心和虔诚信念,此后他只不过转移了工作岗位,恢复了吴小武的原名,埋头于编辑工作。他说,我自己不能写了,就帮助别人写。在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部,在二十条老君堂那座古老的大院子里,他苦干十余年,呕心沥血地编发书稿,满腔热忱地扶植新人。由他倡导、率领组稿编印的丛刊《 》,鼓舞教育了多少人!长篇巨著《红旗谱》、《红岩》之所以能够在文学史上占了显赫地位,都有他的功劳。特别是对《红旗谱》修改时的设计、加工,最能表现他不计名利、甘当人梯的高尚品格。

  这一切一切,都没有写在纸上,却刻在人们的心头。得过萧也牧益处的人谁能忘了他呢?

2

  我和萧也牧同志相识的时间是1956年的初冬。我刚从河北省保定调到北京《俄文友好报》当记者,业余时间练习写作,理想极美,信心很足,而又急于求成,想以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道路的史诗式的长篇小说,跨进文学殿堂的大门。前前后后花去我几百个夜晚,总算写出那部题名《狂涛巨浪》的稿子。完稿的第二天,便匆忙就近地送到中国青年出版社收发室。随后既高兴又不安地等候编辑部的回音。

  大约过了十几天,接到一个电话,约我星期日上午到第二编室负责人吴小武家里去,听取对那部书稿的意见。放下电话,跟记者部的同事贾玉江说起这件事,他告诉我,吴小武就是萧也牧。

  早在蓟县当区干部的时候,就读过萧也牧的长篇小说《锻炼》,还有一些短篇。他的作品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批判他的文章也看过一些,那时的我还不知道挨批判的厉害和可怕,所以丝毫没有改变我对他——一位写了好作品的作家的仰慕。要去见这样一个人物,着实地有些发憷,临行的时候,就拉上贾玉江给我做伴、壮胆。

  如今已经记不清那地方是东四九条,还是八条,或者是七条,反正离我住的地方很近。按照电话上告知的地址,我们走进胡同路南的大门。院子很深,旧式的建筑物杂乱无章。萧也牧住在里面,三小间东厢房,两明一暗。两间通连着的明间,既是客厅、厨房,也安放着床铺,几乎没什么摆设,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跟房屋一样的陈旧。最南端那个暗间可能是卧室或书房,从门口往里看去,只见到一些堆积的书报和发黑的墙壁。这一切与我想象的作家府第,是截然不同的。萧也牧本身,尤其出乎我的意料:大高个儿,黑脸庞,微驼的肩背。一身蓝制服,不仅不很合体,还极不整洁,冷眼看去,简直是个刚下班回家的修理工。只有谈起话来热情和蔼、细声慢语,透露出一点文弱书生的气质。明亮的眼睛,厚唇阔口,都极富表情,让人感到亲切。

  他先递给我们俩每人一杯茶水,随后从小屋拿来我的那包稿子、拉过一把椅子,坐到我跟前,一边抽着烟,一边谈起意见。他谈得直率、明确,而又自信。他说,你的小说稿我看过了,乡土气息很浓,对生活有独到的感受,看得出,你有一定的艺术表现才能。但是由于实践少,经验不足,作品没有写成功,改起来费力气,而且希望也很小。我劝你先从短篇入门,多写些,像画家打下素描底子那样,练好基本功,再写篇幅长的作品。这样费力小,收效会大……

  这本是一次退稿的谈话,我却没有感到难堪,甚至没有丝毫的扫兴。他那平等的,诚恳的,也是坚定的态度征服了我,不知不觉中对他生发出一种很强的信任感。

  他谈了些具体的指出不足的意见之后说,这部小说稿没有作废,没有白写。先放一放,多写些短篇,有了经验还能改成功。即使不再改它了,还能再写出新的长篇,创作这部小说的实践,也起了积极作用。

  我大概坐了一个小时之后起身告辞。萧也牧和他爱人李成同志一直把我们送到大门口。

  一路走着,我就拿定了主意,回到家里,便把长篇手稿锁进箱子里。遵照萧也牧的指点,集中精力读短篇小说,写短篇小说。《一匹瘦红马》、《雪纷纷》、《新媳妇》等陆续发表了。不到一年时间,完成了我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的大部分篇章。一气写了六年短篇,出版了十来个短篇小说集,才动手写长篇,而这一次写成了,即《艳阳天》。

  我如今还时有这样的遐想,假如当初没有萧也牧明确诚挚的指路,假如我不信不听他的劝告,依旧死抱着那部长篇稿子、硬着头皮啃下去,我的艺术道路得绕多少和多长的弯子呢?此时的我,将是个什么状况呢?

3

  与萧也牧那次会面不久,我曾到山西省执行采访任务。在长治地区潞安县人民代表大会上,发现有几名地主富农出身的人和地富子女当选了人民代表。我立刻感到这是一件新生事物,被其深深地打动了。心想,把这方面的材料搜集起来,写成新闻通讯,向国内国外一宣扬,最能够表现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正确。它不仅没有把敌对的、已经被打倒的阶级肉体消灭,还给他们生存权利,把他们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还使他们变成拥护革命和参加革命的带头人。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创举。于是在会上我跟这样的人民代表会面,看介绍他们的材料,找他们座谈心得体会。会后,我有时骑自行车,有时骑毛驴,到处寻找改造好了的地富和地富子女作采访。回到北京,我就赶写一篇通讯。通讯翻译成俄文发表之后,读者反映不错,英文版《中国建设》的编者发现了,立即给予转载。这篇新闻通讯收到这样的效果,鼓励了我的创作激情。等到创作和改写了一批短篇小说以后,就把此番采访的人物与事件,还有我从前搞实际工作时有关这方面的材料积累,加以综合、概括和提炼,创作出一部中篇小说《新春》。写了几个地主和地主子女,土地改革被清算,被扫地出门,经过曲折的反复的痛苦和磨练,脱胎换骨变成新人,最后以一位优秀分子当选了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胸前戴上了光荣花,被全体村民敲锣打鼓欢送赴会为结局。

  大约在1957年秋冬换季的时候,我把这部反复修改过、抄写清楚的稿子交给了萧也牧。不久他写来一封热情的信,说稿子读过了,大加赞赏说“作品的题材新,有深度”,是我“创作上的一个跨进”。有一次他在电话中告诉我,那部稿子有几个情节稍加修改,就可以出版,会议多,太忙,等把手头的事情抓紧处理完,再找我商谈修改加工的问题……

  得到这个回音我格外高兴,实际上已经被自己的成功陶醉了。只是等得让人心焦,好久不见信息,我又不好意思催促,真是望眼欲穿呀。

  过了好几个月,终于盼来了萧也牧的电话,声音很低,也很短,他说今天吃罢午饭,你到大庆门口的电线杆下等我吧。

  大庆是一个杂货铺的名字,在东直门南小街的中间地带,老君堂东口北边,离北门仓也不远。匆忙地吃口饭,我就往约定的地点奔去。

  那日天气是很好的,可称为风和日丽。尽管是午间,街上来往的人并不显得少。萧也牧靠墙站着,那根涂着黑漆的松木电线杆,遮住了他的半边身子半张脸。他胳肢窝夹着个纸包。从扔在地下的另一支烟头断定,他比我早到了较长时间。见我走到跟前,开口就沉痛地说,浩然,我犯了错误,正受批判……

  尽管这声音低微得几乎难以听清,但其震撼之力,不亚于一声响雷。我惶恐而又慌乱地问道,这是为什么呀?你怎么啦?

  他没回答我,轻轻摇摇头,赶紧把胳肢窝夹着的纸包塞给我,左右看看说,你这小说,现在看来有些危险,拿回去自己处理吧。

  这又是一个霹雳,我再次被惊呆。我工作的报社正在批判斗争和处理的右派分子,有的罪行就是攻击肃反和替被打倒的地主分子说话呀,我这本歌颂地主分子的小说,其危险何止是这些呢?

  没容我镇定下来,萧也牧已经离开了那堵随时会坍塌的墙壁和那根倾斜了的电线杆,迈着急促的步子,往南走去,那高大枯瘦的身影,很快就消失在胡同口了。

  我跑回家里,没进屋,就钻到五六户合用的厨房里,趁邻人午休的空隙,蹲在煤火炉前,一页一页地扯下合订在一起的《新春》稿本,看着它升起青烟,冒着火苗,化成灰烬。

  对这件事,几十年来我一直刻骨铭心般地感激萧也牧同志,当时的他,如果像有的人那样(这样的“英雄”我可见识不少),为了自己立功赎罪和表现自己的革命性而把我的《新春》交给组织,那么,我的结果该是怎样的悲惨?要知道,那时候的我才二十五六岁,在文学的田园中,只不过是一株刚刚出土的幼苗呀。

4

  萧也牧被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我安全地度过险关。

  萧也牧销声匿迹,我一本又一本地出书,还成了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调到当时很有权威性的理论杂志《红旗》当编辑。

  1962年初冬的一天,久久断了联系的萧也牧同志敲开了我的房门。

  他变得苍老了,更显得黑瘦,但两只眼睛依旧炯炯有神。谈论起文学来,那副迷恋热切的劲头,尤其不减当年。他说,这几年你进步很快,让人高兴。你不是一举成名的,你是以大量的作品一点一点在读者的心中积累下影响的。

  听到这称赞,我很动情地感谢他当初对我的指点。

  他接着说,我只不过把许多作家摸索到的规律转告你罢了。你取得成功,是你遵循了这个规律,刻苦努力实践的结果。他这样认真地、也是淡淡地说着,把话题转到他的来访的目的上:我们出版社想给你出个选集,把可以保留的上等品挑出来,印一本,做个小结。我觉得你现在可以写长篇了,创作出一个代表作。

  我说自己正有此打算,但觉着没有把握。

  萧也牧以十分坚定的语气说,我认为水到渠成了,要有信心。

  他的鼓励,使我下了决心。这年12月我就请了创作假,动笔写《艳阳天》。

  正当《艳阳天》的第一部被叶以群同志亲自带到上海,准备在复刊的《收获》上发表的时候,萧也牧亲手为我编定的《彩霞集》出版了,他给那集子写下一篇热情洋溢的编后记。

  萧也牧同志最后给我的一封短笺是贺信,仿佛只有一句话,你的《艳阳天》反映极好。等到全书出齐,我要好好读一遍。

  可惜,没容全书出齐,“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他被 从北京裹挟到江南的“五七干校”,经受了百般折磨之后,终于在1970年10月15日结束了他那年仅五十二岁的生命!

  (摘自《浩然口述自传》,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版,定价:39.00元)

 
上传时间:2009-12-04 09:03:41   【浏览:】 【评论:】  【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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