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日记新解与鲁迅之恩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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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日记新解与鲁迅之恩怨
 刊发时间:2009-11-17 07:52:50 文摘报
  现代文学史上,鲁迅与林语堂的争论颇为引人注目,他们曾围绕着“费厄泼赖”、“痛打落水狗”、“性灵小品”、“匕首投枪”、“做人与做文”、“文人相轻”等问题多次展开论战,言辞激烈多见锋芒剑光。鲁迅和林语堂二人由知己至仇怨,内中隐情曲折复杂,史料记载多语焉不详,后人也只得凭空猜度。

  近日,中国
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征集到一本林语堂写于1929年1月至1932年12月的日记。当时,林语堂在上海东吴大学法律学院任英文教授,日常多与鲁迅、胡适、郁达夫、徐志摩、周作人等人往来,这或能向我们再现那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林、鲁两人曾相知相敬

  1923年夏,林语堂从欧洲留学归来,由胡适引荐受聘于北京大学英文系。此时的北大教授分为两派,一以周氏兄弟为首,一以胡适为代表。林语堂与胡适私交甚好,却出人意料地加入鲁迅领导的“语丝社”,站到鲁迅旗下。林的选择,与他热血激昂的性格不无联系。1925年 中,他曾与学生们一起走上街头,拿竹竿和砖石与 搏斗,并在眉头留下一个永远的伤疤。这一激烈的行为,受到了鲁迅的赞誉。鲁迅两次致信林语堂,将林引为革命同志。

  1926年“三一八”惨案爆发时,时任女师大教务长才两天的林语堂写下《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与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呼应闪耀。1926年邵飘萍遇害后,文人学者多南下逃难,林语堂远赴厦门大学,不久鲁迅离京,亦接受林的邀请前往厦大。

  在厦大的四个月,二人虽屡遭排挤,交情却愈加深厚了。林曾说:“我请鲁迅至厦门大学,遭同事摆布追逐,至三易其厨,吾尝见鲁迅开罐头在火酒炉上以火腿煮水度日,是吾失地主之谊,而鲁迅对我绝无怨言是鲁迅之知我。”(林语堂《鲁迅之死》)鲁迅也在致许广平的信中说:“其所以熬着者,为己只是有一个经济问题,为人就怕我一走,玉堂(即林语堂)立刻要被攻击,因此有些彷徨。”二人相知相敬可见一斑。

南云楼上起风波

  后人研究林、鲁二人,皆称二人友谊以1929年8月28日的“南云楼风波”为转折。鲁迅在日记里说:“二十八日……晚霁。小峰来,并送来纸版,由达夫、矛尘作证,计算收回费用五百四十八元五角。同赴南云楼晚餐。席上又有杨骚、语堂及夫人、衣萍、曙天,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

  林语堂在四十年后作《忆鲁迅》一文回忆道:“有一回,我几乎跟他闹翻了。事情是小之又小。是鲁迅神经过敏所至。那时有一位青年作家,他是大不满于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说他对作者欠帐不还等等。他自己要好好的做。我也说了附和的话,不想鲁迅疑心我在说他。他是多心,我是无猜。两人对视像一对雄鸡一样,对了足足两分钟。幸亏郁达夫作和事佬。几位在座女人都觉得‘无趣’。这样一场小风波,也就安然流过了。”

  此番风波之后,林语堂与鲁迅便正式决裂了,鲁迅诸多文章中皆有对林语堂毫不留情的批评讥讽,而林语堂的日记中也写道:“八月底与鲁迅对骂,颇有趣,此人已成神经病。”(见1929年8月日记)

两人决裂的深层次原因

  然而,两位大师的决裂,当真是由一个小小的误会引起?若非事前已存有芥蒂猜忌,怎会公然在众友人前争执?

  细究林语堂日记,不难发现早在南云楼风波之前,林语堂与鲁迅之间已有分歧,林语堂日记中语及鲁迅,多有不恭之辞。追根究底,源于二人对于中国人的“国民性”截然不同的看法。

  林语堂的国民性探究,是一种兼及正负的较为全面的研究和描述。他虽然也认为中国国民性中有若干缺陷,却也对一些国民性特征譬如“中庸之道”予以欣赏。他推崇的“高地人生观”,实则是一种融合了儒家的谦逊耿介和道家的超尘脱俗、自然简朴的人生理想和处世哲学。林语堂在上海创办《幽默》,以性灵闲适折射对世事的思索与批评,符合林氏一贯的国民性理论,而这样的做法,却被鲁迅视为怯懦与 猾。

  鲁迅猛烈抨击的中国国民性,大多是令他极难忍受的愚昧、麻木、怯弱、懒惰、巧滑、苟安、奴性、精神胜利、自欺欺人甚至“人吃人”等,一向痛加批判,且语多峻急,极尽讥讽。

  林语堂1929年1月24日日记记载,两人曾讨论过这一问题,但终因观点不同而不欢而散,二人友谊濒临破裂。半个多月后,林语堂已刻薄地将探望鲁迅称为“看神经变态”了。(见1929年2月16日日记)

  南云楼风波后,林语堂日记中绝口不提“鲁迅”二字。此时在林语堂的眼中,鲁迅不再是当初携手互助的同志,而是深恶痛绝的敌人了。

(《文汇读书周报》10.30 丁玲文)

 
上传时间:2009-12-04 08:59:44   【浏览:】 【评论:】  【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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