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兰克福书展“非遗”活动说起
作者:-
中国出版“走出去”浅尝——
从法兰克福书展“非遗”活动说起
□中央编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 和龑

  本报记者 王毅 摄  让政府的力量,出版社的力量、民间的力量、社会的力量整合起来,让中国的文化和出版更好地“走出去”。

  在政府的主导下,中国出版“走出去”开展10余年来,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中央编译出版社有幸受新闻出版总署委托,负责承办了第61届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主宾国广场活动,此项活动的主题“共享非物质文化遗产之美”就是围绕积本社数年之功而出版的一套《中国民间艺术传承人口述史丛书》来组织的。在短短的6天活动中,我们为配合这套丛书的宣传推广邀请了与本书内容密切相关的11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现场展演,并邀请了国家京剧院、国家舞狮队、国家武术队进行了10场精彩表演,吸引了近10万观众前来参观交流,仅我们获悉的就有80余家国内外媒体对广场活动进行了图文并茂的报道,在整个书展中反响很大,尤其是引起了西方广大读者和同行的兴趣与关注。笔者有幸自始至终参与了这些活动的策划、设计、活动,本文试图通过这次活动,探讨一下中国出版“走出去”中的有关话题。

  让西方了解当代中国

  我们中国人对外国人的了解,尤其对西方的了解,远远多于西方人对我们的了解。中国出版“走出去”,或者叫中国文化思想“走出去”,它的根本目的是让外国人了解中国,尤其要了解新中国的60年、改革开放的30年。只有加深他们对中国的了解,才能增进彼此的互信,加深双边乃至多边的合作,形成双赢、多赢、久赢的局面,也才能够促进真正和谐世界的形成,也才能够为我们创造一个更好的发展机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让外国人了解我们中国人的价值观,了解中国人,了解中国,尤其要了解当代的中国,这才是我们出版“走出去”和中国文化思想“走出去”的根本所在。

  广受海外媒体关注

  中国出版“走出去”除政府的大力推动外,更离不开出版人的社会担当和历史责任及社会各界的多方配合。除图书版权的输出外,探索其他形式的“走出去”不但有必要,而且还是大有前景的。

  2007年我去法兰克福参加书展,看到了一个情况。那年的主宾国是韩国,他们的广场活动虽然设在一个小帐篷里,却人来人往,有些时候甚至需要排队才能进去。广场活动为什么能够吸引这么多外国人呢?就是民族文化元素的支撑,韩国文化元素吸引了大量的外国人。我当时就在考虑,在他们的主题馆,外国读者面对的是大多不了解甚至不认识的韩文,接受起来确实有难度,而广场活动却充满了鲜活生动的民族文化形式、鲜亮的色彩和流畅的形体语言,以及动听的音乐,才易于被不同文化、语言、背景的西方读者和观众接受。

  我的大学同学王海霞教授长期从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的田野调查和科研工作。我向她谈了我的想法,我们一拍即合,开始思考怎样利用2009年的法兰克福中国年广场活动做点事情,在中国出版“走出去”方面做些探索。因为非遗的资料大多是一些田野调查的原始记录,需要将其复原使之文本化,进而把它做成出版物,还要让外国人能接受。这是要通过有翻译编辑实力的出版人来完成的,因此我社跟非遗中心先就其中10种易于被西方人接受的民族民间艺术的非遗项目签订了一揽子协议。与这些非遗相关的后续产品,包括电子出版物等均由我社来开发。于是,我社动员组织编辑设计人员中的精兵强将先将这一堆材料整理成文本进而编辑成书,这一套书共10本,有唐卡、剪纸、皮影等。2008年我们带着汉文的模拟书参加了法兰克福书展,得到了外国出版同行的欢迎。经过一年的翻译、编辑,今年书展前夕,中英文两种版本的书同时带到了法兰克福。在策划编辑这套丛书及后来组织设计广场活动的过程中,我们就始终立足于要利用鲜活的民族民间艺术大师的现场展示表演来吸引西方观众和同行的眼球,以引起他们对我们这套丛书及后续产品的兴趣,加深对中国民族、民间文化的了解和认同,为我们后续产品打入国际市场造势。

  这次活动筹办前,就有这样那样的议论:一个小小的出版社拿出数百万元的投入,而且也不能立刻产生经济效益,是不是有点“赔本赚吆喝”。是的,我社之所以倾力推动此事就是为了更好地“走出去”。我们在接标之前,对于人力、精力、财力投入就有了一个基本的测算:这次广场活动仅展场租金就合70余万元人民币,而且我们的活动还需要搭建近600平方米的室内非遗展场,以及100多平方米的京剧舞台。我们测算了一下,光这些基础建设,就超过了国家资助我们的中标经费。除此之外,我们还要组织国家京剧院包括于魁智、李胜素等著名演员在内的30余人,国家舞狮队5人,国家武术队5人,并且还要带10余名非遗传承人参会,我社自己还有十几个人要去法兰克福,专门负责现场的组织、安保、后勤等工作。这么一个队伍的团费就近200万元。我们为什么想要做这件事呢?第一是出版人的责任,中央编译出版社有较强的翻译编辑优势和版权贸易优势,我们想给国家做点事情,我们知道这件事情肯定是要投入的,为中国出版“走出去”做点事情,做点贡献,是值得的。实践证明,这次活动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这就是对我们这种投入的最大补偿和最好的鼓励。前3天的展场每天的流量是5000人~8000人,最后3天是公共开放日,每天都超过两万人,而且90%以上是外国观众,几乎任何时候都是人头攒动,有时甚至达到了进门要排队等候的地步,这说明外国的观众喜欢中国的文化,这种形式也易于被他们接受。怎么样让中国的文化“走出去”,让国外人能够很流畅地接受我们的文化,我想仅仅靠图书这一种形式,恐怕还不能够更好地解决问题,还需要探索其他形式。当时,德国国家电视台记者在采访时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广场活动吸引了90%以上外国的观众。他们像过节一样,兴高采烈,久久不愿离去。

  我们今年在法兰克福国际书展的这些活动也切实推动了出版的“走出去”。在活动过程中,芬兰国家文化艺术联合会信息中心主任两次过来跟我们谈,要把我们这套书推荐到芬兰去,要帮我们联系芬兰语种的版权事宜;法兰克福当地孔子学院的院长多次到我们的展场来与我社商谈合作,主动提议要跟我们建立长期的中国文化合作培训项目,提出可以一段时间来法兰克福在他们的学院办京剧培训班,过一段时间再办一个剪纸班。他们希望通过采取这样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项目的合作短期培训,来带动孔子学院的日常教学活动。因此我想这次法兰克福书展广场活动,将会为我们摸索出一些全新思路。当然,也还有很多需要总结的地方。

  输出主流文化元素

  中央编译出版社这两年在图书版权的输出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但跟引进比起来还差得很远。我们2007年输出20余种,2008年输出30余种,但我们核心的文化没有输出去,比如说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研究等。因此在中国出版“走出去”时,我们还要考虑怎样努力使主流的文化要素“走出去”。这些年,中药、武术、气功等通俗文化、民间文化的“走出去”,应该说有了一些成绩,但是我们核心的文化、核心的思想,尤其是我们中国人的思想、中国人的哲学,“走出去”的极少。考虑到中央编译出版社的产品结构和学术出版资源,我们这两年也在做这方面的探索,我们利用中央编译局的国际学术资源,组建了一个国际学术出版咨询委员会,聘请了一些有一定出版经验的学术上的大师级人物,像美国哈佛研究中心主任薛龙、瑞典前议长冯西斗、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宫川彰等以及国内各相关学科顶尖级的学术大家们,我们请这些专家为我社推荐适合中国读者的高品位学术著作,也请他们帮我们把关,把我们国内有水准的、能够传世的思想文化著作推荐到国外去。而且就这种合作模式我们已和一些国外的学术出版机构达成了合作意向。中央编译局除厚重的翻译实力之外,在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对政治学的研究、对伦理学的研究、对政党政治的研究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优势,利用这些优势和我们的渠道,借助出版把中国的思想文化推出去,这是我们应该探索和担当的。

  大力培养版权人才

  中国出版“走出去”或者中国文化“走出去”中间存在的一个基础问题,就是翻译编辑问题和版权编辑的问题。其实我国的翻译队伍并不欠缺,但是针对我们出版业的实用翻译人才却十分稀缺,我想这跟我们的教育体制有关系。我社作为一个实习基地从2006年开始跟一些高校合作办翻译编辑专业的研究生班。我们想为我们自己培养一些人才,也为行业培养一些人才,希望能够提升行业的翻译编辑水平,因为出版翻译跟其他翻译是不同的,至于版权编辑的培养我们也在做一些探索。近年来,中央编译出版社要求有潜质的新手编辑先到版权部工作一两年,然后再到编辑部去,这样几年下来,我社的编辑大多数都能够和国外出版商沟通,洽谈版权,他们不仅仅懂价格、懂内容、懂选题策划,也懂一些市场情况。我想在中国出版“走出去”中,对版权人才的需求,在许多出版单位可能比翻译人才还要急迫。版权人才需要懂外语,需要口语好,需要懂出版,需要懂市场,不仅要懂中国的市场,还要了解外国的市场。

  最后我想应该让我们政府的力量、出版社的力量、民间的力量、社会的力量整合起来,让我们中国的文化与出版更好地“走出去”。


 
上传时间:2009-12-03 09:53:46   【浏览:】 【评论:】  【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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