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兰克福奏响“中国模式”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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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兰克福奏响“中国模式”乐章



  □陈昕(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作为第61届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中国主宾国1号活动,主题为“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1978~2009)”的大型论坛于10月14日在法兰克福举行。这场论坛由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美国圣智学习出版集团共同组织,共有200多位中外嘉宾参加,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和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出席论坛并致辞。在论坛上,由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和美国圣智学习出版集团合作出版的《中国改革30年研究丛书》英文版正式与读者见面。该丛书汇聚了史正富、蔡昉、姚洋、黄季焜、张军等一批国内知名学者的文章,多维度、多层次地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历程,引起了中外经济学家关于“中国模式”的大讨论。

中国主宾国活动给书展带来生机



  法兰克福是全世界出版人心中的“麦加”,每年10月,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出版人都会相约来到法兰克福书展“朝拜”,一起分析出版的趋势,交流出版的经验,洽谈版权的交易,策划全球畅销的选题,更重要的是来体验一种职业的荣耀与尊严。

  我第一次参加法兰克福书展还是在1992年,那时我是香港三联书店的总编辑。书展恢弘的规模令我兴奋,大公司的展位个性鲜明,好书目不暇接,吸引我一个个场馆、一个个展位驻足留连,细细观摩,5天下来一双新皮鞋的后跟竟然磨掉了大半。从那以后,每隔两三年我就要去参加一次法兰克福书展,从那里汲取出版的营养、充实自己的头脑,细细算来,我曾先后参加过6次法兰克福书展了。但是,前几次参加书展尤其是第一次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沉重的,法兰克福书展分明是西方出版人的国际俱乐部,东方出版人的地位十分边缘,版权贸易几乎是单向的,在书展上高谈阔论、展示形象的也都是西方出版人,中国出版人似乎仅有顶礼膜拜的份。

  这一次,2009年第61届法兰克福书展给我的则是另一番景象了。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总体说来,法兰克福书展较往年来说要冷清了许多,以前八号馆(英美馆)里熙熙攘攘、人声鼎沸的情形消失了。据我的估测,8号馆里高峰时期的人流至少比以往少了二成。不仅如此,一圈逛下来,失望的情绪不时冒出,过去那些令人艳羡的展位失色许多,大家新作难以寻觅,至于风靡全球、多语种、多版本的超级畅销书好像确如有的同志所说仅是丹·布朗的《失落的符号》一种。

  不过,第61届法兰克福书展也有亮点,那就是中国举办了一次精彩、成功、圆满的主宾国活动。任何一位走进中国主题馆的人都会受到冲击和震撼,唤起对文化的崇敬和热爱;600多项文化交流活动充分展示了中国文化和出版的无穷魅力和活力;2417项版权输出合同则标志着中国出版业开始大步走入世界舞台。全世界的出版商也似乎开始重视中国的题材。即使在8号馆内,英美各大出版巨头也都在中国概念上下了工夫。培生集团下属的企鹅出版公司在其展场的灯箱墙内把包括《狼图腾》、《色·戒》在内的20多种英文版的中国作家作品的封面整整齐齐排开,将正中央大红色的“China”烘托得分外夺目;而圣智出版集团则将与我们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合作的两个系列——《中国改革30年研究丛书》和《上海系列》放在了最醒目的位置,并配上了大幅的广告。在5号馆浏览时,我也惊奇地发现许多意大利、西班牙出版商的摊位也有中国题材的图书。就连已宣布破产 的意大利著名的美术出版社White Star的展场内,我也发现在其陈列的几十种大型艺术画册中,竟然有3种同样叫《中国》的不同画册。

  漫步在法兰克福书展,不时听到有人在议论,是中国的主宾国活动给这届法兰克福书展带来了勃勃生机,中国出版人的脸上也都是喜气洋洋的,充满着自豪感。

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论坛奏响“中国模式”乐章



  然而,对我来说,最值得自豪的是,2009年10月14日下午,我们成功地在法兰克福书展外的玛丽蒂姆酒店举办了一场题为“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197~2008)”的大型论坛,奏响了“中国模式”的乐章。包括德国前总理施罗德,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菲尔普斯,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伦敦经济学院教授阿塔·侯赛因,法兰克福大学教授何梦笔,复旦大学教授史正富,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在内的中外政要和著名经济学家在会上作了精彩的演讲。这个论坛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推崇的“华盛顿共识”并非解决一切发展道路问题的灵丹妙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必须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与发展模式。事实上,中国已经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发展的道路,值得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学习与借鉴,中国经验对于丰富世界经济繁荣的路径和理论具有深远的意义。

  这个论坛的召开缘自我们于2008年年底出版的《中国改革30年研究丛书》。事情还得从2006年说起。那年8月,为庆贺《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出版20周年,并继续出版好这套丛书,我们在上海浦东干部学院举行了由丛书作者参加的大型出版座谈会。林毅夫、樊纲、张维迎、盛洪、史正富、陈琦伟、史晋川、洪银兴、贝多广、王新奎、蔡昉、袁志刚等50多位当年的莘莘学子如今的大牌经济学家,均从世界各个城市和各种繁忙的活动中抽身而出,来到上海参加为这套曾经寄寓他们早年青春热血与梦想的丛书所举办的座谈会。会上,大家回顾了自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历史过程,一致认为,总结这段历史,揭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内在逻辑和一般规律,乃至进行理论上的创新,是今天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赋予中国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机会和责任。史正富、陈琦伟、林毅夫、张维迎等建议我们组织策划一套丛书系统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和模式,众多的与会者均表示了参与这套丛书的意愿。我欣然接受了大家的这一建议。

  会后,经与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史正富教授商量,我提出了“中国改革30年研究与出版工程”的初步计划,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与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共同组织实施。史正富教授还筹集了500万元的资金,用于支持这个研究与出版工程。之后,我们从两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为保证“中国改革30年研究与出版工程”的质量,决定成立学术指导委员会暨丛书编辑委员会,负责特约研究员选聘、研究过程指导咨询和研究成果的质量控制等工作。经广泛征求意见,2006年年底学术指导委员会正式成立,林毅夫、樊纲、史正富、洪银兴等13位经济学家和我组成了学术指导委员会,由史正富任主任。二是对“中国改革30年研究与出版工程”的课题作了细致的规划,拟定了《课题指南》,设计了15项关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重大课题,涉及经济增长与结构变迁、制度创新与经济改革、公共部门与政府体制、农业改革与农村经济、金融创新与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与世界经济、市场体系与经济发展、企业改革与产业调整等,此外,还确定了课题资助办法和拨款方式,课题的申请、评审与验收流程等。

  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为保证建立一支一流水平的研究团队,我们于2007年上半年开始面向海内外优秀华人学者公开进行研究项目和书稿招标,引起了学界和业内普遍关注。短短几个月时间,就有来自海内外数十家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近百名学者参与了该项目的投标。学术指导委员会负责了课题申请书的遴选和评定工作,经反复筛选和论证,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单位的近30位经济学家承担了15项重大课题的研究和写作任务。2007年7月28日,“中国改革30年研究与出版工程”课题中标发布会隆重举行,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与中标的特约研究员签订了研究和写作合同。

  2008年4月,初步的研究成果即初稿出来后,学术指导委员会在北京和上海分别召开了项目中期评审会议,除全体学术指导委员会成员、特约研究员外,还邀请了央行副行长易纲、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等一批经济学家,对中期研究成果进行评估。会上专家们对每项课题成果逐一进行严格的评审,课题研究员当场回应质疑,进行答辩。此后,每个项目的特邀研究员根据评审意见进行修改,到八九月份形成定稿。值得一提的是,为了保证书稿的质量,我们对书稿均采用匿名评审的方式,每个课题至少经过3位专家评审,并撰写反馈意见,其中有部书稿先后重复评审了3次。书稿由我们集团所属的格致出版社负责出版,书稿到后,该社全体人员同心协力,全力以赴,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于12月份将14种图书一次性推出,获得了学界和业内的广泛好评,被认为是纪念改革开放30年学术质量最高的丛书之一。我也亲自参加了此套丛书的决审工作,处理一些疑难问题。


历史要求我们总结中国模式



  成功举办了这场关于中国模式的论坛后,我不由自主地想说说西方模式在全世界发展中国家推行的状况。人们都不否认,西方走向现代化的模式是人类伟大而成功的探索之一,但是西方模式毕竟是在西方的历史、文化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有着它自身的局限性,盲目地移植会带来诸多的不良反应。张维为教授曾经走访过100多个国家,他告诉我,至今他还没有找到发展中国家通过执行“华盛顿共识”而实现了现代化的例子。西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在非洲推行了所谓的《结构调整方案》,大力削减公共开支、减少政府的作用,结果使非洲的国家能力变得更加脆弱,一般认为这是导致非洲国家经济和社会危机、艾滋病严重失控的主要原因。博茨瓦纳是非洲经济增长记录最好的国家,一直被西方赞美为非洲大陆上的一块民主制度的“沙漠绿洲”,但它离现代化的目标依然是那么遥远,47%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均寿命只有40多岁。俄罗斯相信了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的大爆炸理论,推行“休克疗法”,今天被很多俄国人称为俄罗斯历史上出现的第三次“浩劫”。“华盛顿共识”要求发展中国家,不管条件成熟与否都推动资本市场自由化,其结果是引来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后来的阿根廷金融危机,使不少国家的经济倒退了20年。

  西方否定中国模式的最重要原因在于他们认为中国是非民主国家。其实,他们错了。对待民主的基本认同,我们和他们一样,也认为民主政治虽然并不是最好的政治体制,但却是人类社会目前所能发现的最好的政治体制。问题在于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实现了真正理想上的民主政治,西方的民主政治已经进入困境,不能履行它在逻辑上应该履行的功能,至于那种“一人一票、普选、政党轮替”的狭隘、僵化的民主观当然更不适合中国的发展阶段和国情,中国人需要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探索自己独特的民主发展道路。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政府一直在通过渐进而深入的方式,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相信经过不懈的努力,一定会后来居上,建立一个繁荣与和谐的新型民主社会。

  我们肯定中国模式,并不是说中国的发展已经尽善尽美。事实上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也衍生出不少问题,有的还相当严峻,需要认真地加以解决。例如,政府干预过多,造成某些市场难以发育起来;某些体制改革滞后,导致行业垄断和腐败滋生;我们在生态、教育、医疗、社会保险等方面均还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还可以列举更多。在这次论坛上,阿塔·侯赛因教授专门就中国今后10年至20年所面临的急待解决的诸如社保体系、流动人口、教育卫生、生态环境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并加以改进。中国模式需要在解决自身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完善和提升。

  当今世界,中国模式显然还演变成了一个事关改写人类社会发展理论的伟大事业,因此它在某些西方人眼里总是这也不是、那也不好。但是,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在其《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中针对西方人士对中国的种种指责所言:“不要告诉我什么不对……中国一定是做了非常对的事情,产生了我们见到的经济奇迹。那是什么呢?这才是真正的问题。”他甚至还用了一个比喻来说明这个问题:“一个跳高的人,专家认为他不懂得跳高。他走得蹒跚,姿势笨拙。但他能跳八尺高,是世界纪录。这个人一定是做了些很对的事情,比所有以前跳高的人做得更对。那是什么?在不同的内容上,这就是中国的问题。”由此说来,重要的问题在于,历史要求我们总结中国模式,历史更要求我们谱写中国模式新的篇章。这就是我参加第61届法兰克福书展的感想。

 
上传时间:2009-12-03 09:32:19   【浏览:】 【评论:】  【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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