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朴实是最舒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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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朴实是最舒服状态

 

 

 

    作家刘震云这两年似乎有点“不务正业”,先是把长篇小说《我叫刘跃进》搬上了电影银幕;接着干脆自己当起了演员,在电影《桃花运》中客串了一把……直到今年4月,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与读者—见面,人们才发现,刘震云原来一直在暗地里准备着这部“自己迄今最成熟、最大气之作”。
  在北京三环外的一幢写字楼里,记者见到了刘震云。当天,他的采访活动一直安排到晚上。在记者等待他的两个小时中,他完成了四五个电话采访,抽掉了近一整盒“中南海”香烟。助理每接通一个电话前,他都会瞟一眼采访单,默默记住记者的名字,在接下来的交谈中,他会屡屡叫起对方的名字,一下子就拉近了双方的距离,像久违的老朋友一般聊起近况……
  一句顶一万句
  有评论说,《一句顶一万句》是刘震云酝酿了3年的作品,其实只有他本人才知道,真正的时间要长得多——“起码有20多年了”。20多年前,刘震云的外祖母给他讲了一个故事:“老家有一个叔叔,一辈子没娶上老婆,跟家里的一头牛成了好朋友。有一天这头牛死了,叔叔3天没有说话。第四天凌晨,他离家出走了。后来,四乡八镇都找了,所有的井也打捞过了,还是不见叔叔的身影。”这个故事一直在刘震云的脑海里回荡,他在思考,是什么原因让这样一个普通的养牛人离开自己的故乡和亲人?因为一头牛的死,自己熟悉的地方已经变得陌生,所以只能离开去寻找新生活——这里面其实包含着普通人对于情感的需要和重视。
  “我特别想写一本关于劳动人民的、普通人情感观的小说,但是一直没有找到通过什么样的人来谈这个最合适。直到3年前,我终于找到了,就是书中的杨百顺、牛爱国这样的人。”
  小说的故事很简单:孤独无助的杨百顺失去了唯一能够“说得上话”的养女,为了寻找她,他走出生活了几十年的家乡延津;后来,杨百顺养女的儿子牛爱国,同样为了寻找“说得上话”的朋友,又走回延津。
  书名曾经让刘震云思虑很久,中途也想过别的方案,最终他还是引用了43年前林彪说的那句“一句顶一万句”。他再三强调“我跟他所说的是话同意不同”,他说他引用这句话,是因为它表达出了他的友情观和价值观:“一个人在生活中找到一个知心的朋友非常不容易,找到这个知心的朋友再说一句知心的话更加不容易。知心的话一般都是不同的话,这句不同的话确实顶得上一万句废话。”这种对朋友和人际关系的看法,是刘震云在这本书里表达的主题。在刘震云看来,“你可能跟这个人是好朋友,但是在一块未必能说得上话,其实比‘人找人’更不容易的是‘话找话’。而当朋友变得不是朋友的时候就更麻烦了,你说过的话儿就会变成刀子扎向自己。”书中的杨百顺和牛爱国,去陌生的地方寻找新生活,其实说到底还是为了寻找一个能说得上知心话的人。
  和冯小刚、王朔是知心朋友
  一个朋友对刘震云说过,人分几种:不认识;认识;熟人;朋友;知心朋友。刘震云说,眼下他最知心的朋友就是书中的牛爱国和杨百顺,这也许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刘震云却说:“我觉得这是作者最大的好处。”写了这么多年书,他结交了无数存活在书中的知心朋友。
  在生活中,刘震云可以说知心话的人便是王朔和冯小刚。1994年,冯小刚和王朔投资10万元创立好梦公司,拍的第一部戏便是刘震云编剧、冯小刚导演的《一地鸡毛》。冯小刚曾回忆,多年前,刘震云和王朔在颐和园第一次见面,带来10集的电视剧本——《一地鸡毛》,那个下午王朔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看这个剧本,看完后幽幽地说了句:“刘震云是当代小说家里,对我真正能构成威胁的一位。”
  15年后,刘震云和冯小刚、王朔依然经常一起吃饭喝酒,三人之间的关系似乎从未受名利影响。刘震云这样评价他们:“挺好、挺知心的朋友,能在一起说真心的话、知心的话。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什么话都可以毫无保留、毫无遮拦地说出来。”
  作家余华和贾平凹也是刘震云的好朋友,只是在他心中,这种关系还是跟与冯小刚、王朔的关系多少有些不同:“跟余华和贾平凹经常是因为事儿才能遇到一起,当然我们之间的谈话也是非常深入的,毕竟这么多年了。但不会像王朔、冯小刚那样,大家没事都会坐在一起。”在书中侃侃而谈、接受采访时幽默无比的刘震云,其实是个话很少的人,在生活中,尤其是朋友之间,他常扮演倾听者的角色,听完别人说话之后,他会非常真实地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无论对方同意还是不同意:“我是一个从来不动心眼的人,我并不是不知道小心眼是什么,但那动起来太累了,没有必要。”
  朴实是最真诚的状态
  刘震云新书中的故事背景是故乡河南延津。1973年,15岁的刘震云离开家乡,到甘肃大戈壁滩上当了兵。1978年,复员在家乡当了几个月中学教师后,就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到农民日报社工作。也就在毕业那一年,刘震云开始写小说,作品《塔铺》、《新兵连》、《一地鸡毛》、《温故1942》等先后发表,引起强烈反响。他的小说专注于对小人物的生存境遇和生活态度的刻画,对人情世故有超人的洞察力。
  刘震云曾说过,他的小说大约有三分之一与故乡有关。小说《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以及如今的《一句顶一万句》都以故乡为背景,“我故乡的人们”则是他小说中一以贯之的主人公。
  刘震云说,离开故乡后,他每年都会回去一两次:“我们那个村,过去我特别愿意回去,因为有我的外祖母在。外祖母1995年去世之后我再回去,觉得村庄已经褪去了所有的颜色。我现在回老家,基本上就是在县城里陪父母,很少去村里了。”
  从小被外祖母养大的刘震云,记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姥姥”。和外祖母的深厚感情,对刘震云的生活态度和写作风格有很大影响,最直接的体现便是朴实——作为一名普通的农村老人,外祖母让他明白,朴实是最舒服、最真诚、最有用的状态;朴实的话语才是最有力量的话语。
  20多年前,刘震云在北大中文系时,中国正处在文学热的时代,写作是件时尚的事;20多年后的今天,当初和他一块儿写作的人几乎都已经放弃写作了,他却已经自成一派。他并不认为靠写作能带来多大的利,他只是喜欢。刘震云说,他从不会为了要写某类人物刻意去采风,那些书中的人物更像是能和他对话的朋友,每当他离开书桌走在路上的时候,他就是在寻找他们。这些“朋友”在生活中无处不在,可以是卖豆腐的、剃头的、杀猪的、贩驴的、喊丧的、染布的、开饭馆的……他找到他们,只是为了听他们说说知心话:“我觉得最好的作家,不是一个写作者,而是一个倾听者,你在倾听你笔下的人物,听他们要对你说些什么。”
  “写作就是为了找朋友,为了倾听,为了说知心的、朴实的话,这就够了。”
      (摘自《环球人物》2009年第12期)
 
上传时间:2009-06-18 12:57:30   【浏览:】 【评论:】  【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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