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装者的署名
作者:-
书装者的署名
□金小明
2009-06-12
  说到书刊给读者最直观的印象,最离不开以书封为重心的装帧风格。照鲁迅的说法,书装艺术具有着“增强读者的兴趣”、“补助文字之所不及”的力量。(《“连环图画”辩护》)。

  这“兴趣”自然是多方面的。书装固然能让人爱屋及乌地增加对书刊内容的阅读兴致,而对慧眼灵心者来讲,又会对那些独具鉴赏价值的装帧佳作青睐有加,并进而对创作者本人产生好奇。书刊上,加署装帧(设计)者姓名,这已然是当今出版行业的通例,乃其劳动价值和知识产权得到社会认可和法律保护的一个标识。不过,在民国年间,出版物上大多不署其名。后人有时要考订作者,还是颇费周章的。

  那时也很怪:一方面,在书刊出版与实用美术这个交叉领域,书籍装帧人才很稀缺,即便是在出版中心的北平、上海,这个行当也远未职业化,难以满足兴盛而起的现代出版业“日益增长”的特殊需求(“月份牌”行当就不同了,鲁迅曾在上海中华艺术大学的演讲中,以“行为艺术”的方式,讥刺当时的实用美术家热衷于画“病态十足的月份牌”)。当时,也只有像中华书局这样一些大型出版机构才专设美术设计部门和专职设计人员(如中华书局编辑部所属美术部的沈子丞、赵蓝天等)。而开明书店这种还不算小的书店,在早期,虽曾由钱君匋专司装帧事务,但也开不出高工资。所以钱君匋就到澄衷学堂去兼教图画、音乐等课程,贴补生活,以至“反客为主,以在那里教课为职业,而把画封面当作业余工作了,也就不在开明拿工资,算辞去职位了”(章克标《开明书店的书和人》)。另一方面,社会上对装帧工作普遍不够重视,在出版物上大多是不给装帧者以应有名份,即使偶尔在扉页或版权页上署名了,也多半是应像鲁迅那样的著作人的特别要求,或者是出版家对像钱君匋、陈之佛那样的知名装帧家的特别待遇。

  说到装帧事务捉襟见肘的情形,可举鲁迅的例子:他每每为找不到合适的装帧人犯愁(曾在1927年9月25日致李霁野的信里慨叹:“书面的事,说起来很难,我托了几个人,都无回信。本地,是无法可想的,似乎只能画一个军人骑马往前跑。”)。能入鲁迅法眼的也就是陶元庆、司徒乔、孙福熙等几个人而已,不免寂寞和无奈!为向陶约稿,鲁迅总觉得不能“得陇望蜀”(1926年2月27日致陶元庆信中语),1926年10月29日在给陶的信中又说:“很有些人希望你给他画一个书面,托我转达,我因为不好意思贪得无厌的要求,所以都压下了。”同一天,他在给李霁野的信中又说:“近来我对于他(指陶)有些难于开口……”而谈到一般人对装帧及其工作者的轻视,又不能不提到鲁迅的“例外”:作为美术鉴赏家和书装大师,他格外尊重装帧工作者的劳动,在1928年3月31日致李霁野的信中,他特别交代要在《朝花夕拾》的“第一页上”加上“陶元庆作书面”的字样。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

  书装人才匮乏及其署名的“缺位”,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民国出版业发展中的一个畸形侧貌和过渡现象,虽不足怪,但值得关注。
 
上传时间:2009-06-14 17:31:14   【浏览:】 【评论:】  【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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