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丑陋的中国人》
作者:-

丑陋的中国人

作者:柏扬

本文是柏扬於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在美国爱荷华大学讲辞

多少年以来,我一直想写一本书,叫[丑陋的中国人]。我记得美国有一本「丑陋的美国 人」,写出来之後,美国国务院拿来做为他们行动的参考。日本人也写了一本[丑陋的日本 人],作者是驻阿根廷的大使,他阁下却被撤职,这大概就是东力和西方的不同。中国比起 日本,好像又差一级,假定我把这本书写出来的话,可能要麻烦各位去监狱给我送饭,所以 我始终没有写。但是我一直想找个机会,把它作一个口头报告,请教全国各阶层的朋友。不 过作一个口头报告也不简单,在台北,听我讲演的人,一听说要讲这个题目。就立刻不请我 了。所以,今天是我有生以来,笫一次用[丑陋的中国人]讲演,我感到到非常高兴,感谢各 位给我这个机会。

有一次,台中东海大学请我讲演,我告诉他们这个题目,我问同学会会长:「会不会有 问题?」他说:「怎麽会有问题?」我对他说:「你去训导处打听一下:因为我这个人本来 就被当作问题人物。又讲一个问题题目,那可是双料。」跟训导处谈过之後,他打电话到台 北来说:「问题是没有的,不过题目是不是可以改一改?训导处认为题目难听。」接看把他 拟定的一个很长的冠冕堂皇的题目告诉我。他问:「同意不同意?」我说:「当然不同意, 不过你一定要改,只好就改。」那是我第一次讲有关「丑陋的中国人」。我对他说:「希望 我讲的时候能做个录音,以後我可以把它改写成一篇文章。」他慷慨承诺。结果讲过之後, 把录音带寄来,只有开头的几句话,以後就没有了声音。

今年我六十五岁。台北的朋友在三月七日给我做了一个生日。我对他们说:「我活了六 十五岁,全是艰难的岁月。」我的意思是:不仅仅我个人艰难,而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艰难。 在座的朋友都很年轻,尤其是来自台湾的朋友们,多数拥有富裕的经济环境,同你们谈「艰 难」,你们既不爱听,也不相信,更不了解。我所谈的艰难,不是个人问题,也不是政治问 题,而是超出个人之外的,超出政治层面的整个中国人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人经历了患难, 不仅仅是我这一代经历了患难。假使我们对这个患难没有了解。对这个有毒素的文化没有了 解,那麽我们的灾祸还会再度发生,永远无尽无期。

在泰国考伊兰难民营,百分之九十是从越南、柬埔寨、寮国被驱逐出来的中国人,我们 所讲的「中国人」不是国籍的意思,而是指血统或文化。有一位中国文化大学华侨研究所的 女学生,是派到泰国为难民服务的服务团的一员,到了那裹几天之後,不能忍受,哭着回 来。她说:「那种惨状我看不下去。」後来我到了泰国。发现中国难民的处境使人落泪。好 比说:中国人不可以有私有财产。而且不能有商业行为,假使你的衣服破了,邻居太太替你 缝两针,你给她半碗米作为同报,这就是商业行为,然後泰国士兵会逼看那位太太全身脱 光,走到裁判所,问她:「你为什麽做这种违法的事情?」这只是一件很轻微的侮辱我除了 难过和愤怒外,只有一个感慨「中国人造了什么孽?为什麽受到这种待遇?前年,我同我太 太从巴黎的地下铁出来,看到一个卖首饰的摊子,卖主是一个东方面孔的中年妇女,我同我 太太一面挑一面讲,卖主忽然用中国话向我们解释,我们觉得很亲切,问她「你怎麽会讲中 国话?」她说:「我是中国人,从越南逃出来的。」她就住在考伊兰难民营,一面说,一面 呜咽。我只好安慰她:「至少现在还好,没有挨饿。」在告辞转身时,听到她叹了一口气 「唉!做一个中国人好羞愧!」我对这一声叹息,一生不忘。

十九世纪的南洋岛,就是现在的东南亚,那时还是英国和荷兰的属地。有一个英国驻马 来西亚的专员说:「做十九世纪的中国人是一个灾难。」因为他看到中国人在南洋岛像猪仔 一样,无知无识,自生自灭,而且随时会受到屠杀。我觉得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比十九世纪的 中国人。灾难更大。最使我们痛苦的是:一百年来,中国人的每一个盼望。几乎全部归於幻 灭。来了一个盼望,以为中国会从此好起来,结果不但使我们失望,反而更坏。再来一个盼 望,而又是一个幻灭,又是一个失望。又是一个更坏。一而再再而三。民族固然长长远的, 但个人的生命却是有限。人生能有几个大的盼望,人生能有几个大的理想,经得起破灭?展 望前途,到底是光明的,还是不光明的?真是一苜难尽。四年前,我在纽约讲演,讲到感慨 的地方,一个人站起来说:「你从台湾来。应该告诉我们希望,应该鼓舞我们民心。想不到 你却打击我们。」一个人当然需要鼓励。问题是,鼓励起来之後怎麽办,我从小就受到鼓 励。五、六岁的时候,大人就对我说:「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我想我的责任太 大,负担不起。後来我告诉我的儿子:「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现在,儿子又 告诉孙子:「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一代复一代,一代何其多?到哪一代才能够 好起来?

在中国广大的大陆上,「反右」之後接着又来一个「文化大革命」,天翻地覆,自人类 有历史以来还没有遇到过这麽大的一场人造浩劫。不仅是生命的损失,最大的损失是对人性 的摧残和对高贵品德的摧残。人如果离开了人性和高贵的品德,就跟禽兽毫无区别。十年浩 劫使许多人都成了禽兽。这样一个民族:品质堕落到这种地步,怎麽能够站得起来?在马来 西亚,华人占百分之三十几,有次我去博物馆参观,裹面有马来文,有英文,就是没有华 文。这不是说有华文就好,没有华文就不好。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个现象一方面说,马来 人的心胸不宽广,另一方面,也说明华人没有力量,没有地位,没有受到尊重。泰国的华人 说:「我们掌握了泰国稻米的命脉。」不要自己安慰自己,一个法令下来。你什麽都没有 了。

现在,大家谈论最多的是香港,任何一个国家。它的土地被外国抢走。都是一种羞耻。 等到收复它的时候,就像失去的孩子一样,同到母亲的怀抱。双方都非常欢喜。各位都知道 法国将阿尔安斯、劳兰两个省割给德国的事情,当它们丧失的时候,是多麽痛苦,它们回归 的时候,又是多麽快乐。可是我们的香港,一听说要回归祖国,立刻吓得魂飞魄散。这是怎 麽一同事?至於我们在台湾,有些台湾省籍的青年和有些外省籍的青年,主张台湾独立。想 当年。三十年前,当台湾回归祖国的时候,大家高兴得如痴如狂。真是像一个迷途的孩子回 到母亲的怀抱一样。三十年之後。为什麽产生了要离家出走的想法?赛普路斯,一边是土耳 其人,一边是希腊人。根本是两码子事;言语不一样,种族不一样,宗教不一样,什麽都不 一样,土耳其人可以这样做。而我们,同一个血统,同一个长相,同一个祖先,同一种文 化,同一种文字,同一种语言,只不过住的地域不同而已,怎麽会有这种现象?

这种种事情,使得做为一个中国人,不但艰难,而且羞辱、痛苦。就是身在美国的中国 人,你不晓得他是怎麽一回事,左、右、中、独、中偏左、左偏中、中偏右、右偏中等等。 简直没有共同语言。互相把对方当作杀父之仇,这算是一个什麽样的民族?这算是一个什縻 样的国家?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麽历史悠久,没有一个国家有我们这样一脉相传的 文化,而且这个文化曾经达到高度的文明。现代的希腊人跟从前的希腊人无关,现代的埃及 人跟从前的埃及人无关,而现代的中国人却是古中国人的後裔。为什麽这样一个庞大的国 家,这样一个庞大的民族,落到今天这种丑陋的地步?不但受外国人欺负,更受自己人欺负 --受暴君、暴官、暴民的欺负。有时侯我在外国公园里停一下。看到外国小孩,他们是那麽 快乐,我从内心产生羡慕。他们没有负担,他们的前途坦落,心理健康,充满欢愉。我们台 湾的孩子,到学校去念书。戴上近视眼镜。为了应付功课的压力,六亲不认。他母亲昏倒在 地,他去扶她。母亲悲怆的喊:「我死了算了,管我干什麽?你用功罢,你用功罢!」我太 太在教书的时候,偶尔谈到题外做人的话,学生马上就抗议:「我们不要学做人,我们要学 应付考试。」再看大陆上的一些孩子,从小就要斗,就要诈欺,就要练习出卖朋友同志,就 要满口谎言。多可怕的教育,我们要靠下一代,下一代却是这种样子。

我在台湾三十多年,写小说十年,写杂文十年,坐牢十年,现在将是写历史十年,平均 分配。为什麽我不写小说了?我觉得写小说比较间接,要透过一个形式,一些人物,所以我 改写杂文。杂文像匕首一样,可以直接插入罪恶的心脏。杂文就好像一个人坐在司机的旁边 一直提醒司机,你已经开错了,应该左转,应该右转,应该靠边走,不应该在双黄线上超 车,前面有桥,应该放缓油门,前面有一个十字路口,有红灯等等。不停的提醒,不停的 叫,叫多了以後就被关进大牢。掌握权柄的人认为:只要没有人指出他的错误,他就永远没 有错误。

我自己在牢房裹沉思,我为什麽坐牢,我犯了什麽罪?犯了什麽法?出狱之後,我更不 断的探讨,像我这样的遭遇,是不是一个变态的、特殊的例予?我到爱荷华,正式和大陆的 作家在一起,使我发现,像我这种人,上帝注定要我坐牢,不在台湾坐牢,就在大陆坐牢。 他们同我讲:「你这个脾气,到不了红卫兵,到不了文化大革命,反右就把你反掉了。」为 什麽一个中国人,稍微胆大心粗一点,稍微讲一点点实话,就要遭到这种命运?我遇到很多 在大陆坐过牢的人,我间他们:「你为什麽坐牢?」他们说:「讲了几句实话。」就是这 样。为什麽讲了几句实话就会遭到这样的命运?我认为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中国文化的 问题。前几天,有位从北京来的「全国作家协会」的党书记,我同他谈,把我气得讲不出话 来。我觉得我吵架还蛮有本领,可是那一次真把我一棍于打闷了。但不能怪他,甚至於在台 北关我的特务,都不能责备,换了各位,在那个环境之中,纳入那种轨道之後,也可能会有 那样的反应,因为你觉得做得是对的。我也会那样做。因为我认为我做得是对的,甚至可能 比他们更坏。常听到有人说:「你的前途操在自己手裹。」我年纪大了之後,觉得这话很有 问题,事实上是,一半操在自己之手,一半操在别人之手。

一个人生活在世上,就好像水泥搅拌器裹的石子一样,运转起来之後,身不由主。使我 们感觉到,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而是文化问题。耶稣临死的时候说:「宽 容他们,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年轻时候读这句话,觉得稀松平常,长大之後,也觉得这 句话没有力量。但是到了我现在这个年龄,才发现这句话多縻深奥,多麽痛心。使我想到我 们中国人,成了今天这个样子,我们的丑陋,来自於我们不知道我们丑陋。我到爱荷华,因 为中华民国跟美国没有邦交,我们夫妇的经费是由爱荷华大学出一半,再出私人捐助一半。 捐助一半的是爱荷华燕京饭店老板,一位从没有回过中国的中国人裴竹章先生,我们从前没 见过面,捐了一个这麽大的数目,使我感动。他和我谈话,他说:「我在没有看你的书之 前,我觉得中国人了不起,看了你的书之後,才觉得不是那麽一回事,所以说,我想请你当 面指教。]裴竹韦先生在发现我们文化有问题後,深思到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品质有问题, 我第一次出国时,孙观汉先生跟我讲:「你回国之後,不准讲一句话:唉!中国人到那裹都 是中国人。」我说:「好,我不讲。」回国之後,他问我:「你讲得怎麽样?」我说:「还 是不准讲的那句话:中国人到那裹都是中国人。」他希望我不要讲这句话。是他希望中国人 经过若千年後,有所改变,想不到并没有变。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品质真的有了问题?是不 是上帝造我们中国人的时候,就赋给我们一个丑陋的内心?我想不应是品质问题,这不是自 找安慰,中国人可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之一,在美国各大学考前几名的,往往是中国人, 许多大科学家,包括中国原子科学之父孙观汉先生,诺贝尔奖金得主杨振宁、李政道先生, 都是第一流的头脑。中国人并不是品质不好,中国人的品质足可以使中国走到一个很健康、 很快乐的境界,我们有资格做到这一点,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国家。但我 们不必整天要我们的国家强大,国家不强大有什麽关系?只要人民幸福。在人民幸福了之 後,再去追求强大不迟。我想我们中国人有高贵的品质。但是为什麽几百年以来,始终不能 使中国人脱离苦难?什麽原因?

我想冒昧的提出一个综合性的答案,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滤过性 ,使我 们子子孙孙受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愈。有人说:「自己不争气,却怪祖先。」这话有一 个大漏洞。记得易卜先生有一出名剧(按,[本鬼]),有梅毒的父母,生出个梅毒的儿子, 每次儿子病发的时候:都要吃药。有一次,儿子愤怒的说:「我不要这个药,我宁愿死。你 看你给我一个什麽样的身体?」这能怪他而不怪他的父母?我们不是怪我们的父母。我们不 是怪我们的祖先,假定我们要怪的话,我们要怪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什麽样的文化?这麽 一个庞大的国度,拥有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一个庞大民族,却陷入贫穷、愚昧、斗争、血 腥等等的流沙之中,难以自拔。我看到别的国家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心裹充满了羡慕。这样 的一个传统文化。产生了现在这样的一个现象,使我们中国人具备了很多种可怕的特徵。最 明显的特徵之一就是脏、乱、吵。台北曾经一度反脏乱。结果反了几天也不再反了。我们的 厨房脏乱。我们的家庭脏乱。有很多地方,中国人一去,别人就搬走了。我有一个小朋友, 国立政治大学毕业的,嫁给一个法国人,住在巴黎,许多朋友到欧洲旅行都在她家,打过地 铺。她跟我说:「她住的那栋楼裹,法国人都搬走了,东方人都搬来了。」(东方人的意 思,有时候是指整个东方,有时候专指中国人。)我听了很难过,可是随便看看,到处是冰 淇淋盒子、拖鞋;小孩子到处跑,到处乱画,空气裹有潮湿的霉味。我问:「你们不能弄乾 净吗?」她说:「不能。」不但外国人觉得我们脏,我们乱。经过这麽样提醒之後,我们自 己也觉得我们脏、我们乱。至於吵,中国人的嗓门之大,真是天下无双,尤以广东老乡的噪 门最为叫座。有个发生在美国的笑话:两个广东人在那裹讲悄悄话,美国人认为他们就要打 架,急拨电话报案,警察来了,问他们在干什麽?他们说:「我们正耳语。」

为什麽中国人声音大?因为没有安全感,所以中国人嗓门特高,觉得声音大就是理大: 只要声音大、噪门高,理都跑到我这裹来了,要不然我怎麽会那麽气愤?我想这几点足使中 国人的形象受到破坏,使我们的内心不能平安。因为吵、脏、乱,自然会影响内心,窗明几 净和又脏又乱,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至於中国人的窝里斗,可是天下闻名的中国人的重要特性。每一个单独的口本人。看起 来都像一条猪,可是三个日本人加起来就是一条龙:曰本人的团队精神使日本所向无敌。中 国人打仗打不过日本人,做生意也做不过日本人,就在台北,三个日本人做生意,好,这次 是你的,下次是我的。中国人做生意,就显现出中国人的丑陋程度,你卖五十。我卖四十, 你卖三十,我卖二十。所以说。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条龙,中国入讲起话来头头是道。上可 以把太阳一口气吹灭,下可以治国平天下。中国人在单独一个位置上。譬如在研究室里,在 考场上,在不需要有人际关系的情况下,他可以有了不起的发展。但是三个中国人加在一 起,三巨条龙加在一起。就成了一条猪、一条虫,甚至连虱都不如。因为中国人最拿手的是 内斗。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内斗,中国人永远不团结,似乎中国人身上缺少团结的细胞,所 以外国人批评中国人不知道团结,我只好说:「你知道中国人不团结是什麽意思?是上帝的 意思!因为中国有十亿人口,团结起来,万众一心,你受得了?是上帝可怜你们,才教中国 人不团结。」我一面讲,一面痛彻心腑。

中国人不但不团结,反而有不团结的充分理由,每一个人都可以把这个理由写成一本 书。各位在美国看得最清楚,最好的标本就在眼前,任何一个华人社会,至少分成三百六十 五派,互相想把对方置於死地。中国有一句话:一个和尚担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 尚没水吃。」人多有什麽用?中国人在内心上根本就不了解合作的重要性。可是你说他不了 解,他可以写一本团结重要的书给你看看。我上次(一九八一)来美国,住在一个在大学教 书的朋友家裹,谈得头头是道,天文地理,怎麽样救国等等,第二天我说:「我要到张三那 儿去一下。」他一听是张三,就眼冒不屑的火光,我说:「你送我去一下吧!」他说:「我 不送,你自己去好了。」都在美国学校教书,都是从一个家乡来的,竟不能互相容忍,那还 讲什麽理性?所以中国人的窝裹斗,是一项严重的特徵。

各位在美国更容易体会到这一点,凡是整中国人最厉害的人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 凡是出卖中国人的:也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凡是陷害中国人的,不是外国人,而是中 国人。在马来西亚就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个朋友住在那儿开矿,一下子被告了,告得很 严重,追查之下,告他的原来是个老朋友,一块从中国来的,在一起打天下的。朋友质问他 怎麽做出这种下流的事?那人说:「一块儿打天下是一块儿打天下,你现在高楼大厦,我现 在搞的没办法,我不告你告谁?」所以搞中国人的还是中国人。譬如说,在美国这麽大的一 个国度,沧海一粟。怎麽会有人知道你是非法入境?有人告你麽!谁告你?就是你身边的朋 友,就是中国人告你。有许多朋友同我说:如果顶头上司是中国人时,你可要特别注意。特 别小心,他不但不会提升你,裁员时还会先开除你。因为他要「表示」他大公无私,所以我 们怎麽能跟犹太人比?我常听人说:「我们同犹太人一样,那麽勤劳。」我觉得这话应该分 两部分来讲,一个是,中国人的勤劳美德,在大陆已被四人帮整个破坏。几千年下来,中国 唯一最重要的美德--勤劳,现在已不存在。第二,我们拿什麽来跟犹太人比?像报纸上说 的:以色列国会里吵起来了,不得了啦,三个人有三个意见。但是,却故意抹杀一件事情, 一旦决定了之後,却是一个方向,虽然吵得一塌糊涂,外面还在打仗,敌人四面包围。仍照 旧举行选举!各位都现白,选举的意义是必须有一个反对党,没有反对党的选举,不过是一 台三流的野台戏。在我们中国,三个人同样有三个意见,可是,跟以色列不一样的是,中国 人在决定了之後。却是三个方向。好比说今天有人提议到纽约,有人提议到旧金山,表决决 定到纽约。如果是以色列人,他们会去纽约。如果是中国人,哼,你们去纽约,我有我的自 由,我还是去旧金山。我在英国影片中,看见一些小孩子在争,有的要爬树,有的要游泳, 闹了一阵之後决定表决,表决通过爬树,於是大家都去爬树。我对这个行为有深刻的印象, 因为民主不是形式,而是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的民主是「以示民主」:投票的时候,大官还 要照个相,表示他降贵纡尊,民主并没有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只成为他表演的一部分。

中国人的不能团结,中国人的窝裹斗,是中国人的劣根性。这不是中国人的品质不好, 而是中国的文化中,有滤过性的 ,使我们到时侯非显现出来不可,使我们的行为不能自 我控制,明知道这是窝里斗,还是要窝里斗。锅砸了大家都吃不成饭,天塌下来有个子高的 可以顶。因为这种窝里斗的哲学,使我们中国人产生了一种很特殊的行为死不认错。各位有 没有听到中国人认过错?假如你听到中国人说:「这件事我错了。」你就应该为我们国家民 族额手称庆。我女儿小的时候,有一次我打了她,结果是我错怪了她,她哭得很厉害,我心 里很难过。我觉得它是幼小无助的,她只能靠父母,而父母突然一翻脸,是多麽可怕的一件 事。我抱起她来,我说:「对不起,爸爸错了,爸爸错了,我保证以後不再犯,好女儿,原 谅爸爸。」她役久很久以後才不哭。这件事情过去之後,我心里一直很痛苦,但是我又感到 无限骄傲,因为我向我的女儿承认自己错误。

中国人不习惯认错,反而有一万个理由。掩盖自己的错误。有一句俗话:「闭门思 过。」思谁的过?思对方的过?我教书的时侯,学生写周记,检讨一周的行为,检讨的结果 是:「今天我被某某骗了,骗我的那个人,我对他这麽好,那麽好,只因为我太忠厚。」看 了对方的检讨,也是说他太忠厚。每个人检讨都觉得自己太忠厚?那麽谁不忠厚呢?不能够 认错是因为中国人丧失了认错的能力。我们虽然不认错,错还是存在,并不是不认错就没有 错。为了掩饰一个错,中国人就不得不用很大的力气,再制造更多的错,来证明第一个错并 不是错。所以说,中国人喜欢讲大话。喜欢讲空话,喜欢讲假话,喜欢讲谎话,更喜欢讲毒 话--要毒的话。不断夸张我们中华民族大汉天声,不断夸张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宏扬世界。因 为不能兑现的缘故,全都是大话、空话。我不再举假话、谎话的例子,但中国人的毒话,却 十分突出,连闺房之内,都跟外国人不同。外国夫妻昵称「蜜糖」「打铃」,中国人却冒 出:「杀千刀的」。一旦涉及政治立场或争权夺利的场合,毒话就更无限上纲,使人觉得中 国人为什麽这麽恶毒、下流?

我有位写武侠小说的朋友,後来改行做生意,有次碰到他,问他做生意可发了财?他 说:「发什麽财?现在就要上吊!」我问他为什麽赔了?他说:「你不晓得,和商人在一 起。同他讲了半天,你还是不知道他主要的意思是什麽。」很多外国朋友对我说:「和中国 人交往很难,说了半天不晓得他心裹什麽想法。」我说:「这有什麽稀奇,不要说你们洋 人,就中国人和中国人来往,都不知道对方心里想的什麽。」要察颜观色,转弯抹角,问他 说:「吃过饭没有?」他说:「吃了」其实没有吃,肚子还在叫。譬如说选举,洋人的作风 是:「我觉得我合适,请大家选我。」中国人却是诸葛亮式的:即令有人请他,他也一再推 辞:「唉!我不行啊!我那里够资格?」其实你不请他的话,他恨你一辈于。好比这次请我 讲演,我说:「不行吧!我不善於讲话呀!」可是真不请我的话,说不定以後台北见面,我 会飞一块砖头报你不请我之仇。一个民族如果都是这样,会使我们的错误永远不能改正。往 往用十个错误来掩饰一个错误,再用一百个错误来掩饰十个错误。

有一次我去台中看一位英国教授,有一位也在那个大学教书的老朋友,跑来看我,他 说:「晚上到我那儿去吃饭。」我说:「对不起,我还有约。」他说:「不行,一定要 来!」我说:「好吧,到时候再说。」他说:「一定来,再见!」我们中国人心里有数,可 是洋人不明白。办完事之後?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我说:「我要回去了。」英国教授说: 「哎!你刚才不是和某教授约好了的吗?要到他家去啊。」我说:「哪有这回事?」他说: 「他一定把饭煮好了等你。」外国人就不懂中国人这种心口不一的这一套。

这种种情形,使中国人生下来就有很沉重的负担,每天都要去揣摩别人的意思。如果是 平辈朋友,还没有关系。如果他有权势,如果他是大官,如果他有钱,而你又必须跟他接 近,你就要时时刻刻琢磨他到底在想什么?这些都是精神浪费。所以说,有句俗话:「在中 国做事容易,做人难。」「做人」就是软体文化,各位在国外住久了,回国之後就会体会到 这句话的压力。做事容易,二加二就是四,可是做人就难了,二加二可能是五,可能是一, 可能是八百五十三,你以为你讲了实话,别人以为你是攻击你难道要颠覆政府呀?这是一个 严重的课题,使我们永远在一些大话、空话、假话、谎话、毒话中打转。我有一个最大的本 领,开任何会议时,我都可以坐在那裹睡觉,睡醒一觉之後,会也就结束。为什麽呢?开会 时大家讲的都是连他自己都不相信的话,听不听都一样。不只台湾如此,大陆尤其严重。今 年(一九八四)参加国际作家写作计划的一位大陆著名的女作家谌容,写了一篇小说《真真假 假》,推荐给各位,务请拜读。环境使我们说谎,使我们不能诚实。我们至少应该觉得,坏 事是一件坏事,一旦坏事被我们认为是一件荣耀的事,认为是无所谓的事的话,这个民族的 软体文化就开始下降。好比说偷东西被认为是无所谓的事,不是不光荣的事,甚至是光荣的 事,这就造成一个危机,而我们中国人正面对这个危机。

因为中国人不断的掩饰自己的错误,不断的讲大话、空话、假话、谎话、毒话,中国人 的心灵遂完全封闭,不能开阔。中国的面积这麽大,文化这麽久远,泱泱大国,中国人应该 有一个什麽样的心胸?应该是泱泱大国的心胸。可是我们泱泱大国民的心胸只能在书上看 到,只能在电视上看到。你们看过哪一个中国人有泱泱大国民的胸襟?只要瞪他一眼,马上 动刀子。你和他意见不同试一试?洋人可以打一架之後回来握握手,中国人打一架可是一百 年的仇恨,三代都报不完的仇恨!为什麽我们缺少海洋般的包容性?

没有包容性的性格,如此这般狭窄的心胸,造成中国人两个极端,不够平衡。一方面是 绝对的自卑。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傲。自卑的时候,成了奴才;自傲的时候,成了主人!独独 的,没有自尊。自卑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是团狗屎,和权势走得越近,脸上的笑容越多。自傲 的时候觉得其他的人都是狗屎。不屑一顾。变成了一种人格分裂的奇异动物。

在中国要创造一个奇迹很容易,一下子就会现出使人惊异的成就。但是要保持这个奇 迹,中国人却缺少这种能力。一个人稍稍有一点可怜的成就,於是耳朵就不灵光了。眼睛也 花了,路也不会走了,因为他开始发烧。为了两篇文章就成了一个作家。拍了两部电影就成 了电影明星,当了两年有点小权的官就成了人民救星,到美国来念了两年书就成了专家学 人;这些都是自我膨胀。台湾曾经出过一个车祸,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出去旅行,车 掌小姐说:「我们这位司机先生,是天下一流的司机,英俊、年轻。」那位司机先生立刻放 开方向盘,同大家拱手致意。这就是自我膨胀,他认为他技术高明,使他虽不扶方向盘,照 样可以开车。若干年前,看过一部电影。有一次,罗马皇帝请了一个人来表演飞翔,这个人 自己做了一对翅膀,当他上塔之前,展示给大家看,全场掌声雷动。他一下子膨胀到不能克 制,觉得伟大起来,认为不要这对翅膀照样可以飞,接看就顺看梯子往上爬,他太太拉他 说:「没有这个东西是不能飞的,你怎麽可以这个样子?」他说:「你懂什麽?」他太太追 他,他就用脚踩他太太的手。他到了塔上後,把盖子一盖,伟大加 ,再往下一跳,噗通 一声就没有了。观众大发脾气:我们出钱是看飞的,不是看摔死人的,教他太太飞。他太太 凄凉的对她丈夫在天之灵说:「你膨胀的结果是,害了你自己,也害了你的妻子。」

中国人是天下最容易膨胀的民族,为什麽容易膨胀?因为中国人「器小易盈」,见识太 少,心胸太窄,稍微有一点气候,就认为天地虽大,已装他不下。假如只有几个人如此。还 没有关系,假使全民族,或是大多数,或者是较多数的中国人都如此的话,就形成了民族的 危机。中国人似乎永远没有自尊,以至於中国人很难有平等观念。你如果不是我的主人,我 便是你的主人。这种情形影响到个人心态的封闭,死不认错。可是又不断有错,以致使我们 中国人产生一种神经质的恐惧。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台北有个朋友,有一次害了急病,被抬 到中心诊所,插了一身管子,把他给救活了。两三天之後:他的家人觉得中心诊所费用较 大,预备转到荣民总医院,就跟医生去讲,医生一听之下大发雷霆。说:「我好不容易把他 的命救回来,现在要转院呀。」於是不由分说,把管子全部拔下,病人几乎死掉,朋友向我 谈起这件事时,既悲又愤,我向他说:「你把那医生的名字告诉我,我写文章揭发他。」他 大吃一惊说:「你这个人太冲动,好事,早知道不跟你讲。」我听了气得发疯,我说:「你 怕什麽?他只不过是个医生而已,你再生病时不不找他便是了,难道他能到你家非看病报复 不可?再说,他如果要对付的话,也只能对付我,不会对付你。是我写的,我都不怕,你怕 什麽?」他说:「你是亡命之徒。」我觉得我应该受到赞扬的,反而受到他的奚落。我想这 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他是我很好的朋友。人也很好,他讲这些话是因为他爱护我,不愿意 我去闯祸。然而这正是神经质的恐惧,这个也怕,那个也怕。

记得我第一次到美国来,纽约发生了一次抢案,是一个中国人被抢,捉到强盗後,他不 敢去指认。每个人都恐惧的不得了。不晓得什麽是自己的权利,也不晓得保护自己的权力, 每遇到一件事情发生,总是一句话:「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四个字,不知害死了多 少中国人,使我们民族的元气,受到挫伤。我假如是一个外国人,或者,我假如是一个暴 君,对这样一个民族,如果不去虐待它的话,真是天理不容。这种神经质的恐惧,是培养暴 君、暴官最好的温床,所以中国的暴君、暴官,永远不会绝迹。中国传统文化里--各位在 《资治通监》中可以看到一再强调明哲保身,暴君暴官最喜欢,最欣赏的就是人民明哲保 身,所以中国人就越来越堕落萎缩。

中国文化在春秋战国时代,是最灿烂的时代。但是从那个时代之後,中国文化就被儒家 所控制。到了东汉,政府有个规定,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发言、辩论、写文章,都不能超出他 老师告诉他的范围,这叫做「师承」。如果超出师承,不但学说不能成立,而且还违犯法 条。这样下来之後,把中国知识分子的想像力和思考力,全都扼杀、僵化。就像用塑胶口袋 往大脑上一套,滴水不进。一位朋友说,「怎麽没有思考力?我看报还会发牢骚。」思考是 多方面的事,一件事不仅有一面,不仅有两面,甚至有很多面。孙观汉先生常用一个例子, 有一个球:一半白,一半黑,看到白的那半边的人,说它是个白球。另一边的人,则说它是 个黑球,他们都没有错,错在没有跑到另一边去看,而跑到另一边看,需要想像力和思考 力。当我们思考问题时,应该是多方面的。

有一则美国的小幽默,一位气象学系老师举行考试,给学生一个气压计,叫他用「气压 计」量出楼房的高度,意思当然是指用「气压」测量高度。但那位学生却用很多不同方法, 偏偏不用「气压」,老师很生气,就给他不及格,学生控诉到校方委员会,委员会就问他为 什麽要那麽同答?他说:「老师要我用那个「气压计」来量楼有多高。他并没有说一定要用 「气压」,我当然可以用我认为最简单的方法。」委员会的人问他:「除了那些方法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学生:「还有很多,我可以用绳子把气压计从楼上吊下来,再量绳 子,就知道楼有多高。」「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学生说:「还有,我可以找到这栋楼房的 管理员,把这个气压计送给他,让他告诉我这个楼有多高。」这个学生并不是邪门,他所显 示的意义,就是一种想像力和思考力,常使浆糊脑筋吓死。

还有一种「买西瓜学」,老板对伙计说:「你一出门,往西走,第一道桥那里,就有卖 西瓜的,你给我买两斤西瓜。」伙计一出门。往西走,没有看见桥,也没有卖西瓜的,於是 就空手回来。老板骂他混蛋,没有头脑。他说:「东边有卖的。」老板问他:「你为什麽不 到东边去?」他说:「你没叫我去。」老板又骂他混蛋。其实老板觉得这个伙计老实,服从 性强,没有思考能力,才是真正的安全可靠。假如伙计出去一看,西边没有,东边有。就去 买了,瓜又便宜、又甜。回去之後老板会夸奖他说:「你太聪了,了不起,做人正应该如 此,我很需要你。」其实老板觉得这个家伙靠不住,会胡思乱想。各位。有思考能力的奴隶 最危脸,主子对这种奴隶不是杀就是赶。这种文化之下孕育出来的人,怎能独立思考?因为 我们没有独立思考训练,也恐惧独立思考。所以中国人也缺少鉴赏能力,什麽都是和稀泥。 没有是非,没有标准。中国到今天这个地步,应该在文化里找出原因。

这个文化,自从孔丘先生之后,四千年间,没有出过一个思想家,所有认识字的人,都 在那裹注解孔丘的学说,或注解孔丘门徒的学说,自己没有独立的意见,因为我们的文化不 允许这样做,所以只好在这潭死水中求生存。这个潭,这个死水,就是中国文化的酱缸,酱 缸发臭,使中国人变得丑陋。就是由於这个酱缸深不可测,以至许多问题,无法用自己的思 考来解决,只好用其他人的思考来领导。这样的死水,这样的酱缸,既使是水蜜桃丢进去也 会变成乾屎橛。外来的东西一到中国就变质了,别人有民主,我们也有民主,我们的民主 是:「你是民,我是主。」别人有法制,我们也有法制,别人有自由,我们也有自由,你有 什麽,我就有什麽。你有斑马线,我也有斑马线-当然,我们的斑马线是用来引诱你给车子 压死的。

要想改变我们中国人的丑陋形象,只有从现在开始,每个人都想办法把自己培养成鉴赏 家。我们虽然不会演戏。却要会看戏,不会看戏的看热闹,会看戏的看门道。鉴赏家本身就 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我记得刚到台湾的时候,有一个朋友收集了很多贝多芬的唱片。有 七、八套,我请求他送一套或卖一套给我,他当场拒绝,因为每一套都由不同的指挥和乐队 演奏,并不一样。我听了很惭愧,他就是一个鉴赏家。

上一次美国总统竞选的时候,我们看到侯选人的辩论,从不揭露对方阴私,因为这样做 选民会免得你水准不够,丧失选票。中国人的作法就不一样,不但专门揭露阴私,而且制造 阴私,用语恶毒。什麽样的土壤长什麽样的草,什麽样的社会就产生什麽样的人。人民一定 要自己够水准,人民自己如果不够水准,还去怪谁?对一个不值得尊敬的人,我们却直着脖 子叫他万岁。那你能怪他骑到你头上?拿钱买选票这种事情,使人痛心,选民在排着队选 举,一看到人在付钱买票,有人就问:「怎麽不给我呀?」这种人还配实行民主?民主是要 自己争取的,不能靠别人赏赐。现在,常有人讲:「政府放宽多了。」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自由、权利是我们的,你付给我,我有,你不付给我,我也有。我们如果有鉴赏能力,就一 定要争取选举。严格选择对象。我们没有鉴赏的能力,连美女和麻子脸都分不出。能够怪 谁?好比说画画,假使我柏杨画了毕加索的假画,有人看到说:「这真好|」花五十万美金 买下来了,请问你买了假画能怪谁?是你瞎了眼!是你没有鉴赏能力。可是在这种情况之 下。真的毕加系的画就不会有人卖了:假画出笼,真画家只好饿死。买了假画不能怪别人, 只能怪自己。就好像有一个人请来了一个裁缝师傅修他的门。结果把门装颠倒了,主人说: 「你瞎了眼?」裁缝师傅说:「谁瞎了眼?瞎了眼才找错人!」这个故事我们要再三沉思。 没有鉴赏力。就好像是瞎了眼的主人。

中国人有这麽多丑陋面,只有中国人才能改造中国人。但是外国人有义务帮助我们,不 是经济帮助,而是文化帮助。因为中国船太大,人太多,沉下去之後,会把别人也拖下漩涡 淹死。在座的美国朋友,请接受我们伸出的双手。最後一点,我的感想是:我们中国人口太 多,仅只十亿张大的口,连喜马拉雅山都能吞进去,使我们想到,中国人的苦难是多方面 的,必须每一个人都要觉醒。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好的鉴赏家,我们就能鉴赏自 己,鉴赏朋友,鉴赏国家领导人物。这是中国人目前应该走的一条路,也是唯一的一条路。

谢谢!

原载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五香港《百姓半月刊》;十二月一日纽约《台湾与世界杂 志》;十二月八日,台北《自立晚报》;十二月十三日洛杉矶《论坛报》。

        

 
上传时间:2009-03-08 19:57:45   【浏览:】 【评论:】  【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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