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散文大盘点(下)
作者:-
庄周:百年散文大盘点(下-1) (2006-02-14 09:36:19)

山野水沼之人,实话实说。前曾品题文雄八十,空费旦夕之功,枉抛无端心力,倦极怠极,本以为自此将视天下文士为隔世,再也懒提话头。未料黎明揉眼,惺忪间受一蝴蝶诱引,不知不觉,竟又重操秃笔,再续前缘。适足证野叟之言当不得真,当不得真。惟余一事,还请看官牢记:天下衮衮文雄,不佞有缘识荆者,百里不过二三,万中难凑一打。故下文(含上回)所论,悉自尔曹锦绣文章中求来。若有唐突,权当隔墙放箭,误伤足下;偶见揄扬,亦如临窗泼酒,错醉同行。呜呼,大梦谁先觉,文坛我不知。

  丁玲《三八节有感》(原载1942年3月9日延安《解放日报》)

  剥离掉这篇文章的种种历史尘垢,单就文章本身来看,应该说它太稀松平常了,几乎不配称为一篇文章,也就是说若非出自名家之手,今天哪个编辑都会看过三行后就扔进字纸篓里去,或摁“Delete”键删去。大家当然都有体会,今天之所以还能经常在报上读到大量昏天黑地的文字,都是拜各类文坛过气英雄之赐。当然,若把它当历史文献来读,其中自然又有种种可供玩味咀嚼之处,语言上的忽刚忽柔,意态上的时阴时阳,表达上的乍高乍低,都不妨视为“文章政治学”的极佳教材——至少,我可不敢用什么“……有感”作文章标题,原因有二:一是危险,一是不配。

  三毛《哭泣的骆驼》(湖南文艺版)

  三毛是极少数以散文名世的当代作家。尽管有好事者揭秘,认为颇有小说成份,但一种作品以什么文体被读者接受,它就对什么文体产生实质性影响。所以依然把三毛归入散文作家。这是一种“行者散文”,武侠是武行者,一如孙行者悟空,因为违法,所以取小说形式。旅行是文行者,一如取经者玄奘,由于合法,所以取散文形式。传统的行者散文是苦的,所以每每苦吟着“不如归去”,现代的行者散文是乐的,所以津津乐道着"不如离去"。只要中国的天依然是传统的魂归离恨天,这样的行者散文就会行下去,不行也行。

  方舟子《功到雄奇即罪名》(《方舟在线》)

  网上盛产信息分子,而独缺知识分子。有之,则方舟子无疑为此中巨擘。这位分子生物学博士,中文网络的先行者,首份中文网刊《新语丝》的创办者,多年来不遗余力地宣传进化论,批判神创论,如同中国的赫胥黎,第二头“达尔文的斗犬”。而他一旦涉足文史领域,竟比许多浪得虚名的当世名家更为当行出色。这篇史传体散文,寄哀痛于史识,寓深情于通脱,对一代英杰袁崇焕的悲剧深致感慨,如泣如诉,感人肺腑。

  王安忆《屋顶上的童话》(《新时代的忍耐》)

  写小说的王安忆越来越大师样十足,写散文的王安忆,借助这股大师气的余势,即使无甚心得,好像也不难把文章写得像模像样,滂滂沛沛。这是她令人称奇之处,也未尝不是偶尔让人困惑之处。她像一名文字的八级钳工,手艺精熟,仅仅把文字在纸上堆来码去,乍看之下也能叫人目瞪口呆。这篇《屋顶上的童话》即是现成例子:大手笔随处可见,读完之后却不明白她到底说了些什么。在感受缺席的地方,技能登场了。她老练地依靠警句维持着思维,可以一边嗑瓜子一边写出这样的句子:“土地是个有意思的家伙”,“我还知道有一种飞行的植物,它的名字叫柳絮”。

  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

  “口述历史”是历史的一部分,在目前它几乎就是全部。感谢冯骥才做了这项工作。此书或可与安顿《绝对 》合读,尽管后者我没读过。相比而言,《绝对 》只是相对的 ,虽然被夸张为“绝对”,实际上却仅仅涉及一个人的羞耻神经。而《一百个人的十年》中的叙述者虽然没有“绝对 ”的自觉意识,实际上却触及了一个民族的羞耻神经。一个人张扬自己的 、兜售自己的劣迹,是无耻的。而一个民族隐瞒自己的 、掩盖自己的劣迹,就不仅仅是无耻了。

  
许纪霖《走出阁楼以后》(《读书》1997年第9期)

  学人许纪霖,字里行间跃动着一颗文士的心,这使他的学理阐述较之那些呆板的同行多了一个可贵的出发点。他的书斋治学似乎更愿听命于情感导向,文章的逻辑也以不违背情感真实为前提。情动于中,理则更多地成了追随者。遗憾的是,我怀疑许先生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作为学者的“另类”特征和异样价值,他对自己约束太过,结果反而使文章不够充沛饱满——要知道“充沛饱满”对于他的同行固属多此一举,对于许纪霖“这一个”,恰巧是多多而益善的。本非矫情诞夸之士,自不妨道任自然。

  李书磊《余秋雨评点》(《三联生活周刊》)

  文章有学院派的家底,却性好野战,发为文字,自然与芸芸“酷评家”有着不同的底色。议论中有风云之气,由于“云从龙,风从虎”的缘由,故也兼具龙虎之象。当然,“龙虎”之象是否一定即大家之象,我的“本生谱”里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倒也不敢贸然肯定。稍觉泄气的只是,他的“班头味”实在过于刺鼻:年纪轻轻,诸业待成,我们却一边不断读到哥们对他的肉麻歌颂,一边不断读到他对哥们的文字报答,遂把不少“文艺副刊”演变成了自家的“酬唱集”。两相对照,竟使我想不做小人都难。

  
李泽厚《美的历程》

  犹忆八十年代初,我辈学子于古典学养之维生素,从A至Z无一不缺。先生之书适时而至,实有开辟鸿蒙之功。尤以自铸伟词之“积淀”一说,至今嘉惠学林。此词所寓之悲喜,因历史之久暂而有天壤之别。五千年积淀,体内垃圾毒如鹤顶红。先生近来力主“告别革命”,海内议论蜂起。窃以为,既然“革命”一词已被 所僭擅,那么真正的革命者自然要反“革命”。儒门喜循名责实,即便实早已不再合于名,尤刺刺不休,似乎变质之实还能再合于名。吾宗则彻悟“名可名,非常名”之道旨,故曰:革命不死,大盗不止。

  
李洪岩《质邵燕祥同志》(《书屋》2000年第1期)

  青年钱学家李洪岩,除对钱氏宏文熟如乘法口诀表外,还学得一手快刀文字。钱锺书驾鹤远游之后,自觉无枝可依,转思以辣手立万。遂血口贲张,行文全不识温良恭俭。一证在手,放言无羁。文章常与所谓“范君旭仑”联署,呈黑风双煞之势,即各自谋篇,亦此呼彼应,现犄角互动之形。喋血文字,鞭笞章句,冀希以鹰扬之势,慕刚直之名。其见既偏,其心尤险。责人以苛而至于酷,责己以宽而至于无,文中捋袖干架类句子,填坑盈谷。戏改《西厢记》语,或可谓“颠不喇的见了万千,似这般可憎汉的嘴儿罕曾见”。

  
李恩绩《爱俪园梦影录》(三联书店1984年5月第1版)

  李恩绩的名字是许多读者陌生的,但他却写了一部必可传世的杰作。李先生大半生栖居爱俪园(即哈同花园)中。此书对犹太人哈同在上海滩从落魄到发迹的一生做了生动有趣、令人喷饭的实录,极富史料和艺术价值,比如王国维与爱俪园的一段不可忽视的因缘就鲜为人知。柯灵先生誉为关于爱俪园的“第一种可靠的信史”。此书手稿为柯灵先生珍藏三十年,劫后余生,侥幸未曾湮灭。柯灵先生说:“《梦影录》所表现的才华学养,是无可怀疑的。盛名之下,其实不副;而有真才实学的却没世而名不彰,这真是艺术世界最大的悲剧!”

  
李慎之《只有一个顾准》(《重读大师》)

  由于顾准的息县日记,有人持论过苛地认为有两个顾准,似乎精神反叛者兼有了精神奴隶的耻辱烙印,英雄雕像的基座发生了动摇。当此之际,活着的精神英雄李慎之先生挺身而出,雄辩地证明了:在特殊的环境中,日记也是有必要造伪的。素喜责备贤者的俗儒孟轲主张知人论世。当今之世,只有知世才能论人。如果一个民族不懂得尊敬英雄,甚至强迫英雄跪下,最后就会失去英雄,只剩下跪着的奴隶。西哲云:仆人眼中无英雄。信然!

  
李碧华《长短句》(《新民晚报》)

  据说香港女作家李碧华是所有张派传人中最得张爱玲神髓的。我没读过她的小说和散文,不敢妄断。在报上读到她的《长短句》,我认为她极有勇气。世上几乎没有出过女格言家,正如没有出过女哲学家。男人写格言的极多,但只有孔子、所罗门、葛拉西安、帕斯卡尔、拉罗什福科、利希滕贝格、尼采等极少数巨匠取得了成功。偶尔向自己的短处挑战是可贵的,但必须明白那是自己的短处,而切莫误以为是在发挥特长。许多人为了掩盖自己的短处,竟把大部分精力用来展览短处,结果反而误了最该发挥的长处。

  
朱健国《王小波,可以这样挂镜子》(《八面来风》2000年第4期)

  朱健国是近年文苑新战场上锋头甚健的骁将,整日价东征西讨,南骚北扰。文坛群殴,常为马前先锋;孤身搦战,也能全身而退。此等盗跖式流寇豪气,我赏之在寇,而不在其流。此篇对王小波进行非礼性质的语言骚扰,要求死者马上复活应战,其匪气十足倒是我欣赏的,但其观点之粗疏无文,却令我笑得差一点再次尸解飞升。朱先生的高论是,现代科学可以与古代伦理兼容。虽云不破不立,但能破能立的全能健将毕竟不多。我建议朱先生今后多花精力在颇为擅长的破的方面,至于立嘛,不妨偏劳学界坐寇。

  
伊沙《王朔的不良气味》(《八面来风》2000年第4期)

  伊沙据说是个诗人吧?当然是他本人说的。他的所有文章、一切行为(与朋友喝酒、在座谈会上放炮、自说自话地给某人颁奖等等)都围绕一个主题:伊沙是大诗人。他的行为再次验证了我十年前的一个判断:想当中国的大诗人,必须先成为疯狂的活动家、死乞白赖的吹鼓手。由于他对当一名诗人有着狂热追求,再加诗思寡淡,言语无味,结果,他勒令自己的笔成为巴掌,不断在文坛上搧来搧去。这不,他又“胆大如鸡卵”地宣布:自己已成为中国十大值得批判的诗人了。不必说,批判大诗人伊沙的文章(二万五千字),只可能由被批判者本人动手。——哪天有闲,我倒真想写篇《文坛疯人院》玩玩。

  
刘绍铭《寿则多辱》(《新民晚报》2000年2月24日)

  刘绍铭是香港散文名家,不料为文竟粗疏至极,此文首句解题曰:“‘寿则多辱’,语出周作人。”令我大惊失色,立刻准备打版权官司。此语明明出自笔者的前世法身所著《庄子·天地》,为何被刘先生归于周氏名下?此语确曾“出”现于周氏名文《老年》,但周氏明确说引自日本兼好法师所著《徒然草》。吉田兼好也未曾宣布自铸伟词,而说“语云,寿则多辱”。今世中国作家,大抵不读中国经典,以致“五四”一代文化巨人长逝之后,不通中国文化之病,几乎成了时下中国知识界和文学界的通病。

  
刘洪波《契卡主义》(《天火——书屋佳作精选》)

  当代中国一只可爱的牛虻,个人之力已抵得上一支青年近卫军。触角敏锐,八方邀战,说理透彻,斗志昂扬,文章骨血交融,议论切中时弊,读来能令人毛孔时舒时紧,情绪忽快忽闷。当代中国牛虻众多,“刘牛虻”是我最激赏的一只。他和有些牛虻(如伊沙)的区别是:“伊牛虻”让别人出血是为了替自己进补,“刘牛虻”给社会放血是为了帮人民去毒,目的不同,疗效自然也相差不可以道里计。惟愿“刘牛虻”能保重身子骨,时刻铭记 的教导: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善哉!

  刘漫流《失败是蓝色的》(《本世纪的未定稿》)

  刘漫流在电脑前一坐,就会有一挂时空飞毯自动来到他脚下,助他远离嚣尘。“文坛”对于他就像完全不存在,因而诸如“文坛外高手”的评价,对他也全无意义。与他深爱的普鲁斯特、卡夫卡一样,他的写作也是追忆性的、“穴鸟”型的。他陶醉于在幽室里与众多域外高手过招斗法,传递机锋,比拚内力,黑暗中那无人知晓的粲然一笑,成了他自视最高的荣耀。他是在一种古典心情下写作的,读他的文章,因而也需要在体内召唤出该种心情。然而召唤谈何容易,所以刘漫流的寂寞,几乎无可改变。虽然这对于他未必是坏事,对我们时代又未必不是坏事。

  
刘墉《我不是教你诈》

  这种类型的书,非老滑头莫办;而如果作者真是老滑头的话,又是肯定写不好的。能否斗胆将此命名为“刘墉悖论”?说不清刘墉的文章好在哪儿,不好在哪儿,反正他竟然从“悖论”中脱颖而出了。为了使青少年“被卖”后不至于“还在帮人数钞票”,他以全能教师爷的身份写了一本又一本书。说起来这也正是从事这一行工作的家伙(如美国卡耐基)的绝活,都有能耐大量批发人生格言。我有把握的只有两点:一、大哲学家绝对不敢从事这种买卖;二、人类天生长于制造格言,短于听从它。格言批发商若当真“世事洞明”,其居心就有点叵测了。

  
伍立扬《文言、白话宜相安》(《文汇报》)

  伍立扬的文字有一种鲜明的贵族倾向,他写作不为别的,似乎就为了证明自己秉承着一股高贵的“文言”血统。看不出他有多大见解,除了感觉到他是一位辛勤的读书郎外,也看不出他的别种真性情。让别人意识到自己的文字贵族身份是多么了不起,看来构成他写作的全部冲动。该文字贵族身份,在语言破落户眼里虽然非同小可,但在一位训练有素的读者面前,往往显出拙穷之相。他热爱文言,却没能耐像陈四益先生那样写出活生生的文言,使的只是死文字。“文言、白话宜相安”,诚然,但请先从自已“安”起——话说回来,在目前这个作家文盲化的时代,多几位伍立扬实在不是坏事。他爱显摆就由他去罢。

  
阿城《威尼斯日记》

  论风流蕴藉,顾盼生姿,阿城的文字堪称倾国倾城,最能见出文明古国的薰染之功,调教之力。这部韵味款款的闲笔之作,既有着《教坊记》《扬州画舫录》提供的“文化背景音乐”,又不时传来美国NBA总决赛制造出的现代声响,仿佛“布鲁斯”杂糅了“迪斯科”,贡多拉挨上了乌蓬船。由于心态无比自由,文章的作态也相应挥洒无羁,随机生发,著树成春,不入流而能水流无际,不讲究而能究尽中西。唉,文人最是这阿城好,令笔墨处处荡开。

张洁《醉也难不醉也难》(《新散文十二家代表作》)

  张洁的文字,有着十足的女人味,既不小,也不大。是那种不知道如何称呼但想着又觉亲切的女人,不管叫她“阿姨”、“大嫂”还是“女士”(更别提“大娘”“大婶”了),都觉得不像。中国语言里好像真缺少那个词,方便我们见面时称呼。张洁的文章让人感觉她什么都明白一点,什么又都明白得不多。这欠明白的地方,便被她凑成了魅力,或者也就是她独特的“明白”。结尾她说:“这辈子怕是一次也醉不倒了。但我为什么又干了那许多像是喝醉酒的傻事呢?”——正是这类老于文字者的教科书式结尾。

  
张继高《精致难》(《张继高散文》)

  以“三不”原则(不出书,不教书,不上电视)驰名的台湾文化奇人张继高,曾被好事者轰传为“台湾第一才子”,其中自不乏文以人传的缘故。细玩之下,发现这位本该写出放荡奇文的怪客,命笔行文竟格外中规中矩。所以张继高的成就,八成在于见识而非文章,在于能说出“我们的社会目前还缺少精致——包括能够生产精致和享受精致的人”这样的妙论,而不在于身体力行地写出精致之文。横向比较一下,诸如“还没读过一本专门研究见识的专书”之类病句,余光中或董桥先生是宁死不为的。

  
张默生《异行传》(重庆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

  此书是一种特殊的传记文学,大部分传主都是作者亲自接触过的活生生的民间人物,如疯九、苗老爷、鸟王张、义仆等,另有义丐武训、怪杰吴秋辉等。虽然武训在“大批判”之后已尽人皆知,但当作者于三十年代撰著时却知者不多。即有知者,也必认为这些三教九流不配“宣付国史馆”。此书大旨,意为常人亦有懿德异行,芸芸众生不亚于大人先生。足见绝无腐儒偏见,颇具现代眼光。作者学养弘富豪阔,文笔摇曳多姿,读至痛快处,每欲浮一大白。我每当倦闻大人先生之高论,即读此书以舒愤懑,已不下三四过矣。

  
肖开愚《论疾病》(《散文与人》第五集)

  一望可知的诗人手笔,即使文前加一“论”字,即使“作为医生”“曾经在医院里工作多年”,仍不减分毫。现在诗人太多了,作品太难以鉴定了,所以我只能偷懒,先试着看看他的散文如何,再做计较。能写一手好诗的,决无写不好散文之理。真诗人一旦写起散文来,其底线一般也会在专职散文家之上。肖开愚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结构挥洒不拘,见识出人意想,思维左右驰骤,语言处处讲究。肖先生真该多写一点,写得再野一点。

  
陈从周《说园》(同济大学出版社1984年11月第1版)

  仙逝未久的园林大师陈从周先生,精研古典造园艺术,专业造诣为世公认。中国古典文化是整体性的,陈先生长期浸 其间,一法通万法通,由造园而及于书、画、诗、曲,好之继以乐之,陶然而忘倦。米癫拜石为兄,人笑为痴;而老来痛失爱子的陈先生,则终生视石如子,自号“阿Q同乡”。晚岁情溢于衷,发为文墨,无不斐然成章,清朗可诵。先生之绝艺可传,而先生之痴心不可传矣。痛哉!

  
陈四益《绘图新百喻》(湖南文艺版)

  陈四益先生的文字,应该属于国宝级,在我眼里是和大熊猫不相上下的。当然仅指他的“文言”,不包括其白话小品和近来越写越油的打油诗。这表明,“搭卖”之道是行不通的,陈四益“别才”惊天,这既成全了他,也限制了他,使他不具备两栖发展的条件。为什么非得两栖发展呢?套用马克思的妙语:我们羡慕狐狸的诡谲多智,为什么就不能欣赏刺猬的“只此一招”呢?——好久没能读到陈先生《绘图新百喻》一类的文字了,颇觉情绪怏怏。

  余世存《说王——王小波的忧郁》(《重建生活》)

  应该留意这位曾经有过不小地位而今一无所有的小伙子,他的见解未必总能启人心智,却是从大处着眼的。相比所有他阐述过的思想、观点,隐匿在这些思想、观点身后的人格化形象,无疑更值得刮目相看。某种与他的年龄似乎不相谐调的宏大关怀,总能时不时地把你打动,使你惊悸。他是否能成“大器”当然言之尚早,但有一点可以预判:他即使什么也不是,也不会沦为“小器”。移用他评王小波的话,他的声音或许暂时“不庄重也不雅训”,但却足够“沉重”。

  吴亮《批评即选择》(《文学的选择》)

  海派批评家吴亮初出道时,还是颇可观瞻的。除了华彩的文句,佻荡的见解,还有那最能逗人心跳的“独立批评家”风采。我们愿意相信,他的评论不曾受人邀请,与请柬、机票、景点、纪念品等被别的评论家视为必备的要素无关。但许是受了定居地上海的强力牵引,再加又对“文学与消费”作了一番考察,他开始重新“选择”批评方向,从此远离文人书斋,转向热闹的画廊、咖啡馆。十年一觉,文字竟面目全非。当他将那些粗看煞有介事、细玩一派胡言的“吴侬格言”精细打造成所谓“老吴论语”时,我们看到的恰恰是:吴生老矣,语无伦次。所以情急之下,只能从事与妻子唱双簧,对时尚瞎点评之类粗陋活计了。

  
何其芳《画梦录》

  重读此书,失望之余,大感欣慰。竟有人说,《野草》之后有《画梦录》,比拟不伦,莫此为甚。矫情恶俗的新文艺腔,或许以此书首开先河,至少是影响最著者。这种娇滴滴的伪浪漫主义,羞答答的小资情调,散文中的鸳鸯蝴蝶派,令人感叹现代汉语写作确实已大大地进步了。甚至当代如恒河沙数的晚报体业余写家,也足以傲视这些半个世纪前的散文巨子。今之写作者固然不应忘记先辈的筚路蓝缕之功,但也不必因其偶著先鞭而夸大其实际成就。

  
林清玄《温一壶月光下酒》(《林清玄散文》)

  此文与董桥名文《中年是下午茶》题目何其相似!董桥和林清玄是港台两地“情调散文”的代表。港台两地都把男人女人叫做男生女生,所以许多港台名家的散文都有极重的学生腔。而其末流,则充斥着为洒脱而洒脱的假洒脱,为抒情而抒情的伪抒情。没有阳刚的黄钟大吕,只有阴柔的隔江后庭。唐代禅学的牙慧、宋元词曲的婉约、明季小品的帮闲,再加一点清末的鸳蝴派,你以为是新的,其实仅仅在现代汉语中有点新,底里却是文言滥调。这就是深受鸳蝴派影响又超乎鸳蝴派之上的张爱玲,在港台竟被顶礼为文坛“妈祖”奶奶的缘故。

南帆《虚构躯体》(《天火——书屋佳作精选》)

  评论家南帆妙手偶得,妖刀一闪,竟然如此匪夷所思,好看煞人,直欲令本色当行之散文诸家汗颜。虽然引文甚多,不似散文本色,颇有学者掉书袋之嫌,然而细思之,也不奇怪,既对身体作运斤如风之裁剪,自当裁剪先贤文本。散文本无体,形散神不散,何如神散形不散?腹笥弘富,獭祭非病,要之宜巧施连缀,妙引无缝。倘若入而能出,以独造之匠心驱遣天下万物入造化大炉,则无往不可。虽大师奇文,何妨被我削铁如泥?

  
徐晓《无题往事》(廖亦武主编《沉沦的圣殿》)

  作为《今天》诗刊的重要编辑,徐晓是历史的见证人,更是历史的参与者。此文回忆了她与一代奇人赵一凡的交往。多亏了这篇文章,我们才得知,最早数期《今天》诗刊的全部作品皆由赵一凡一人提供抄本,因为当时连作者本人都不敢保存。《光明日报》打算公开发表遇罗克《出身论》时,也遍觅不得,只有赵一凡能提供抄本。此文文笔素朴,深情内蕴,是当代难得一见的历史性文献。赵一凡以虽残之身、不残之心保存了历史,而徐晓作为赵一凡全部收藏的指定继承人,不负所托地保存了这段保存历史的历史。不能保存历史 的“历史”,只是谎言。

  
流沙河《锯齿啮痕录》(三联书店1988年1月第1版)

  《今天》之前那些“昨天”的现代诗人,绝大部分都不宜写诗,而更宜写散文。以恶诗《草木篇》罹祸的流沙河先生也是如此。他的《锯齿啮痕录》,是我读过的回忆右派经历的最惨痛、最感人的文字,作者是极少数从噩梦中大彻大悟的先觉者。惟其如此,此书至今少有激赏者。如果没有这种大彻大悟,流沙河就不会悟入《庄子》,更不会写出《〈庄子〉现代版》。不过依我看,《〈庄子〉现代版》还是不写为妥,因为如果有必要的话,由我捉刀无疑更为相宜。

  莫小米《缔结平衡》(《新民晚报》)

  莫小米的小品篇幅虽短,却有一种纳须弥于芥子的大气,故不宜归入“小女人散文”。其幽默、机智固为女作家罕有,而能时刻保持篇幅和煽情的双重节制更属难能。但这种对通俗报刊规定篇幅的驾驭能力又实在是女性所长,达到了大家闺秀那种既不越礼又仪态万方的水乳交融。所以或许可以称为“淑女散文”。我从报刊中零散见过几十篇,很惊讶地发现她的产品质量极其稳定,配方也极少变化,你不会失望,但也较少惊喜。其质量三包,如同麦当劳汉堡。淑女而吃汉堡包,虽似滑稽不伦,其实正是时代潮流。

  
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

  本土学者顾颉刚为《古史辨》写序,一写写了八万字。旅美学者唐德刚为《胡适口述自传》写序,一写写了十多万字,附庸蔚为大国,只好独立成书为《胡适杂忆》。显然两“刚”皆不知何为“刚刚好”。似乎才华过人,篇幅也非过不可。所谓“君子不器”,凡大才必不受世俗器局之拘束。故儒门东家之丘,也不得不浩叹“必也狂狷乎”?然而顾颉刚固然才华过人,文笔却枝蔓芜杂,清汤寡水。笔者不想在专“齐散人”的本文中为顾先生单列条目,若还有机会专“齐学人”,或可考虑。而唐德刚却一失手成千古事,无意间煲出一锅美(国)味的唐老鸭汤来。

  秦牧《细节》(《艺海拾贝》)

  对于今天整个中青年一代人来说,秦牧先生是值得感谢的。在那个文学洪荒时代,学子饥渴难耐,秦牧先生说古道今的散文(准确地说应该是“读书随笔”),给青年人带来了丰富的文学滋养。本人就尝蒙深恩,理当没齿不忘。秦牧先生的高大形象,当年是颇可比附今之钱锺书的,何况当时几乎没有哪位青年听说过钱锺书,所以只能“不贤识小”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秦牧的文章实在简单了些。因为立意仅在普及常识,故硬伤虽寥,滥调却不少。当今有众多优秀读物可选择的青年,自不必再视《艺海拾贝》为十全大补膏了。

  黄灿然《在两大传统的阴影下》(《读书》2000年第3第4期)

  香港新生代作家黄灿然,最初是诗人,其后成为世界级大诗人的中译者,创作实践和广泛了解非汉语同行的双重功底,终于使他写出了这篇视野空前宏大、内涵无限延伸的划时代文献。也许有人会把此文归入理论或学术,但真正入乎其内的通人,必能出乎其外,正如中外所有的大师,他们的理论与学术巨著,都是绝妙的大散文。写出此文,作者就已跻身不朽。每一个有抱负的汉语写作者,都应该拜读这篇雄文。甚至置之座右,每当著作现世之后,自我膨胀之时,不妨用此文提供的世界级度量衡,正确掂量一下自己的真实斤两。

  
章克标《文坛登龙术》

  与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的区别是,马氏对自己的妖邪之说抱有求道的真诚,章克标先生则仅从“伎俩”的角度探讨,故“马基雅维里”之后可缀以“主义”,“文坛登龙”却只一“术”而已。章先生命笔时心中显有大块噫气,虽妙语频发,卓见纷至,还原幕后,仍一“厚黑”嘴脸无异,常常左手方自扇己腮,右手急自抚己臀。——老先生不久前忽发少年狂,以百岁衰颓之躯,发嘤嘤求侣之声,致使天下为之微耸。识者可否断为“文坛登龙术”之又一变招?

  
谢泳《不近人情》(《谢泳居》网站)

  造化没有赐给他更多的文学才能,看来是为了预防他心思太野,一不小心弄起了文学,反耽误了正事。这正事在于,充当中国当代文学的走方郎中,专司为文坛配方抓药,为文人正骨去痰。他出手快捷,反应神速,擅长在第一时间对无行文人、越轨文事作出判断。绰有余裕的现代文学知识,一方面固然使他的文章有公式化之嫌,另一方面却也使他的每一次判断都能找到坚实的立足点。谢泳为我们提供了一面文人之镜,我是很愿意在这面镜子前照一下的,以确定那到底是一张脸,还是一副嘴脸。

  
葛剑雄《乱世的两难选择——冯道其人其事》(《往事和近事》)

  葛剑雄与乃师谭其骧之殷殷师生情,在此浇漓之世犹如空谷足音。其名文《悠悠长水》令人想起“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之千古绝唱,但我独喜此文。先生抉发冯道因深悯民生疾苦而不惜自污之隐衷,虽未必切合实情,然而言之成理,横扫陈见。比之腐儒立异以为高的深文周纳,麻木不仁的大义凛然状,尤其自见性情,大具慈悲之心。我是喜欢乱世的,乱世的坏处当然很多,但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没有大一统。乱世有自由而易死,大一统无自由而易活。至人曰:不自由,毋宁死。

  
傅雷《傅雷家书》(增补本)

  可遇而不可求的一部奇书,但把它视为《颜氏家训》《曾国藩教子书》一类读物,则又难免盲人抓药之嫌。我的建议是:完全不考虑其中也许潜藏有的教育意义,只以奇书视之。傅雷之教,除却风雅绝伦,还时时杂有惊雷,非耳聪目敏如傅公子聪者,难免失聪。何况,傅聪惊闻之下是否已有失聪,旁人原也难猜。我感兴趣的,是奇人傅雷,而非“傅雷是如何教育儿子的”。后者属晚报类话题,与傅雷本无干系。

  
新凤霞《发愁与胆小》(《太阳下的风景》)

  作为专业评剧艺人,她很著名,可惜我没眼福。作为业余散文家,她没写过名著,但我却眼福不浅。她文化不高,但有可贵的良知。比如关于发愁,她认为:“一个人从小就应该锻炼自己的头脑勤于思考;人身上的各个部位经常使用都有好处,但头脑是统帅,要首先锻炼。”然而有头脑就要发愁,但她不反悔。再如关于胆小,第一次坐飞机,刚刚上天她就吓得大嚷:“停一下!我要下去。”乘客大笑,她却理直气壮地说,从一九五七年起,她的胆子就吓破了。我忍不住大笑,如果没有胆子,她还敢这么写吗?可见她不仅有脑子,而且有胆子。

  
蓝英年《法捷耶夫之死》(《寻墓者说》)

  因为地缘政治和文化运命上的关系,一说起苏联作家,总会开启中国知识分子的泪囊,使他们唏嘘感叹,情动难已,同病之怜,敌忾之气,遂杂沓而出。当然,还得看由谁来“说起”,如果由王蒙先生起头,由于谁也不清楚他在其中羼入了多少恩怨莫名的题外因素,圈内圈外,常常竟不知何种读法系正解。如果由苏俄文学专家蓝英年先生来“说起”,由于作者笔如止水,心动而幡不动,往往立时便生出一派纯正之气,依稀能闻见狄康卡的老橡树味,能瞥见贝利亚闪烁的镜片——何况,作者的文笔亦极高明,正可见俄-苏文学的浸 之功。惟对索尔仁尼琴痛诋不休,令我不快。

  
筱敏《消失》(《新时代的忍耐》)

  对往事的痴迷,对高飞于往事之上的抽象物“时间”的好奇,加上高敏度的感性、女性味的智性和基本上够用的语言才华,构成了筱敏的突出特质。她的写作与切身经历关系不大,她不是那种靠旅 踪、意外变故、社交风云提供写作灵感的作家,她能走多远,完全取决于清夜扪心时的所思所想。和普鲁斯特一样,她似乎哪儿也不去整天躺在床上也能写出漂亮文章。她的思维与梦境有着明显的瓜葛,我们永远不知道文章的下一自然段将如何开始。现在评论她的成就也许为时尚早,但仅仅展望一下,对我也是一件快事。

  廖亦武《算命先生孔庆天》(《八面来风》2000年第3期)

  诗人廖亦武(老威)重出江湖,编了两本好书。我幸运地买到了《沉沦的圣殿》,但至今没有觅得《漂泊》。在杂志上看到此篇,我疑心就选自后者。廖亦武编的两本书,都立足于江湖,这是极为可贵的。他帮助读者看到了被庙堂的喧哗遮蔽了的无声的中国,听到了无声背后的呻吟与饮泣。而在这位信口开河为人测算流年的孔子七十四代孙孔庆天身上,我看到了孔子的思想被庙堂加工成僵尸之后,他的精神依然流落江湖,并终于和江湖浊流合污,这再次证明儒学及其余毒,至今依然是中国脱胎换骨的最大障碍。

  
魏明伦《自序》(《巴山鬼话》)

  魏明伦以鬼才自居,靠鬼话蒙世,本人虽素不信邪,但为面子起见,折扣来折扣去,到头来恐怕也只得尊称他一声“魏半仙”。“魏半仙”戏剧方面薄有才华,大具盛名,虽出身草台班子,青云之志竟迟迟不坠。为使文名长盛不衰,仗着多年奔走码头的经验,遂决意走江湖异人路线,不惜“委身于鬼”,放胆一搏。一部《巴山鬼话》,每个字都当当作响,数说着主人的“天赋鬼秉”,不同凡响。然才具之丰不抵学养之乏,整天忙做相如赋,却直教司马青衫湿不休——我们都知道,“巴山蜀水”的无限风光,可不是由酸气刺鼻的“浦江秋雨”成全的。

   
                             选自<<齐人物论>> 作者庄周
 
上传时间:2009-03-04 16:04:33   【浏览:】 【评论:】  【关闭

网友评论列表:发表评论

评论者: *
内 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