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特兰·罗素:怎样阅读和理解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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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特兰·罗素 怎样阅读和理解历史

 

  伯特兰·罗素(1870-1970),英国哲学家和数学家。他是20世纪分析哲学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曾获1950年诺贝尔文学奖,其《自传》(Autobiography)以坦率和客观著称于世。本文译自罗素Understanding History and OtherEssays,New York,Philosophical Library,1957,P.9~56.

  我想要论述的,并不是作为一种专门训练的题材的历史。报纸上说,青年人走出学校的 时候,历史知识都不够;青年人死记硬背地应付了考试之后,就觉得自己知道的太多了,于是就尽快地着手去忘掉自己已经学到的东西。在大学里,专业的历史学家们在讲授着两种课程:基础课,那只是为了取得学分的时候才被人记得的;还有高级课,那是为了那些想要教授历史以终其生的人而开设的。……这一切都毫无疑问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它们并不是本文的题材。我的题材是要把历史作为一种乐趣,作为一个在严酷的世界所能容许的闲暇时刻中的一种赏心乐事而又有益的消遣方式。我并不是一个专业的历史学家,但是作为一个业余的爱好者,我阅读过许多历史书。我的目的是试图说出我从历史中得出了什么,以及(我深信不疑)许多并不志在成为专家的其他人可能得出什么。

  首先是,如果历史学对你的事业并不必需的话,那么除非是你享受它并且发现它很有趣味,否则就没有必要去阅读它。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历史学的惟一要点就是给人以享乐--远远不是这样。历史学有着许多其他的用处,这是我在本文之中将要阐明的。但是除了对于那些享受它的人而外,历史便不会有这些用处。这一点对于诸如音乐、绘画和诗歌之类的东西,也同样是正确的。如果学习这些东西,或则是因为你有必要,或则是因为你愿意有教养--那么这些就会使得要获得它们所必须提供的东西,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事。莎士比亚的写作是着眼于使人愉悦;假如你对诗歌有感情的话,他就会使你愉悦。但是假如他做不到的话,那么你就最好还是放弃他。把他强加于学校的孩子们,直到他们一听到他的名字就痛恨,那就是桩令人丧气的事了;那对他乃是一种侮辱,而对他们则是一种伤害。应该向他们提供欣赏他的机会,如果采取演戏的形式,就会常常是成功的,但是对于那些他成为了他们的一种负担的人们来说,就应该允许他们以某种其他的方式来打发他们的时间。历史学的情形并不完全一样,因为学校里必须教授少量的一点历史,但是超出少量这一点以外的任何东西,就应该让只是愿意知道它的人才去学习,而且即使这少量的一点点也应该是尽量有趣而又引人入胜。大多数的孩子到了他们上学时,都愿意知道很多东西;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恶劣的教学才使得他们愚蠢而不肯去探索。

  有大型的历史学,也有小型的历史学;两者各有其价值,但它们的价值不同。大型的历史学帮助我们理解世界是怎样发展成为现在的样子的;小型的历史学则使我们认识有趣的男人们和女人们,推进我们有关人性的知识。从一开始,对这两者的学习就应该同时并进。在初期阶段,方法应该是大量使用电影并加以解说。

  大型的历史学应该是尽其可能地回答这个问题:"各种事情都是怎样而来的?"这对大多数有智力的儿童是最有兴趣的。它应该一开始先讲太阳抛出行星,并应该说明地球是一个火球,逐渐地冷却,并有着许多地震、火山、沸腾的海和热雨的洪流。然后应该按它们出现的顺序来说明各种不同的生命形式--蕨类森林、花和蜜蜂、奇形怪状的鱼类,巨大的爬虫在泥浆中进行凶猛的搏斗,笨拙的鸟类刚刚在学着飞翔,哺乳类动物最初很小,但逐渐地变得更巨大而且更为成功。然后出现了初人--直立猿人,皮尔当人,内安德罗人,克罗马浓人。应该说明他逃到树梢上去躲避野兽,他发现了火,并从而在岩洞里获得了安全,他躲避剑齿猛虎而逃到湖上去居住,他在深坑里捕捉猛犸象,他逐步地完善自己的武器,并由于智力而不是由于体力使得自己成为了造物主。

  然后就出现了文明的开端--在尼罗河流域和巴比伦的农业、制陶艺术的成长、由石器进化到青铜器并从而终于进化到铁器。同时也可以说明各种最早的文明的政府和宗教--埃及的国王和他们的金字塔以及辛劳的奴隶们,每年只由夏至日初升的太阳照亮一次的那些神秘而阴暗的神殿,各种军队和宫殿的壮观。所有这些用图像来表示,大概会使每个孩子都高兴的,并且会以简易的步骤把孩子带到有文字记录的历史所开始的地方。

  大型的历史有一个方面最近100年来在我们的知识里曾经获得巨大的增长--我指的是有关早期的各个文明的历史。这个题目有着巨大的魅力,既由于它本身,也由于它在召唤着的那种侦破的能力。第一个巨大的步骤是识破了巴比伦人和波斯人所书写的楔形文字。通过地下发掘的版书,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大量有关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法律和习俗和企业方法。然后便是令人惊异的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文明;关于它,古典时代的希腊仅仅保留着很少的传说。不幸克里特的文字至今还没有人能阅读,但是从他们的建筑和雕刻里可以知道很多东西。看来似乎克里特的上层阶级是奢糜的而且相当腐化,他们喜欢斗牛,斗牛时用的是女斗牛士,她们进行极其惊险的杂技表演。只是到了近代许多民族才发现怎样可以文明而又不必腐化。克里特人由于奢侈而变得娇弱,看来是被希腊的海盗所消灭的,希腊人当时还是野蛮人。若不是由于克里特灭亡一千多年之后希腊人对波斯人的胜利,希腊文明也可能像米诺时代的文明一样地消失得一干二净。

  艺术和工艺发展的历史的大致轮廓,如果用图像来表现并加以解说的话,可以使儿童感到非常有趣。在开始对历史的任何细节研究之前,居住、迁徙、舟船和农业等等的发展,都是一些值得知道的事情,它给人以一种技术进步的全面感受,起初是缓慢的,然后就逐渐地越来越迅速,而且它有助于对距离我们非常之遥远的各个时代的日常生活形成一幅想像的画面。在文明一开始时,大河流所起的作用乃是一个六七岁的有智力的儿童所能够理解的东西。教育完全要从我们所熟悉的东西开始--这是一个错误;孩子们要比成人们有着更加自由的 想像力,而且他们欣赏那些与他们所习惯的东西十分不同的事物的想像画面。从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喜欢扮演印第安人,就可以表明这一点。

  大型的历史的后来阶段,大体上说要比早期阶段更不适合于年纪很小的孩子们;在大多情况下,他们或许应该学到10岁左右。到这时候就可以讲述,历史曾经有过三个伟大的进步时代:第一个是发现了农业的时代,这时候国王变得大有威力,国家也开始在成长,这时建造了宏大的建筑用以尊崇国王和神明,这时候发明了书写的艺术,巴比伦人发现了数学的萌芽,而战争与和平的艺术也走出了野蛮时代。下一个时代,在经过了几千年的僵化而后,便出现了希腊的伟大时代,从荷马的时期(无论那是在什么时候)直到阿基米德死于罗马人之手为止①。然后又是另一个漫长的衰微与黑暗的时代,继之以15世纪直到今天的这场无法置信的迅速进步。在整个有记录的历史期间,进步乃是例外而不是通例,然而当它到来时,它都是突然的,而且是决定性的。

  在整个这一概观中,应该形成某些主要的原则,但不必不适当地加以强调。凡是停滞的时期都是个人感到无能为力的时期;凡是进步的时期,都是人们感到可能有伟大成就的时期,都是他们愿望着自己也能够在其中有份的时期。在晚近期间,有一种(并非与极权主义无关的)倾向,是只从整个集体的角度来考虑,而忽视个人的贡献。但是请想一想吧:某个人或某些人发明了车轮,但是美洲大陆却直到白人引进了车轮以前,是并不知道车轮的。或许做出了这一发明的并不是一个人而是几个人,是由于把圆木料当做滚子而开始的;无论它可能是怎样的,但是这些人对于文明所造成的不同是无可估量的。需要个人的天才可以由这一事实来表明:即玛雅人和印加人①尽管在某些方面是有着高度文明的,但却从未触及过这项简单的发明。我们的世界和产业革命以前的世界之不同,乃是由于一批为数很少的人的发现和发明的缘故;假如由于某种不幸,有几千个有突出才能的人在襁褓之中就夭折了的话,那么现在的生产技术就会和18世纪的情况很少有什么不同了。个人是可以成就伟大的事情的,这一点历史教师应该向他的学生讲清楚。因为如其不抱希望,任何重要的事情就都成就不了。

  历史表明:文明之传播到新的地区--与文明在一个固定的区域之内的深化过程正好相反--通常都是由于军事征服的缘故。当一个更开化的集团征服了另一个比较不开化的集团时,被征服者假如不太低于自己的征服者的话,是不久就可以学会自己的主人所必定教给他们的一切事物的。但是相反的情形也会发生:当征服者是更不开化的时候,如果征服的战争时间并不太长或者破坏太大的话,那么征服者也很容易向他们的子民们学会一切。希腊文明是由于亚历山大的胜利②而传遍了东方的,但却是由于罗马人所加之于希腊人身上的挫败而传遍了西方的。高卢和西班牙是由于成为了罗马的臣民而被开化的;阿拉伯人则相反,是由于征服了罗马帝国的东方部分而被开化的。但是尽管征服对于增加文明的区域有着巨大的作用,它却经常要损害文明的质量。希腊在亚历山大之后不如在他以前那样开化,而罗马则从来没有像希腊所曾有过的那种开化。

  某些写大型的历史的人是被一种要证明某种历史"哲学"的愿望在驱使着;他们以为自己已经发现了人类事变的发展所遵循的某种公式。其中最著名的是黑格尔、马克思、斯宾格勒①和大金字塔及其"神圣预言"的解说者。关于大金字塔,人们曾经写出过各种大部头的书(我就有其中的几部)来说明它预言了从它建筑的时期起直到该书出版的日子是历史的主要轮廓。在那日子之后不久,埃及就要发生战斗,犹太人就要返回巴勒斯坦,然后就是第二次的到来②和世界的末日。埃及确实在进行着战斗,犹太人确实是在返回巴勒斯坦,所以那情形是惊人的。然而却仍然有大量的犹太人是在巴勒斯坦之外的,所以大金字塔的预言或许说的并不是当下的未来。

  黑格尔的历史理论,狂想也并不更少一些。按照他说,有着某种叫做"观念"的东西,它总是在努力要成为绝对观念。观念先是在一个民族的身上体现它自己,然后又在另一个民族的身上。它开始于中国,但是发现它在这里无法施展,于是就移居到印度。然后它又在希腊人身上试了试,然后又在罗马人身上。它非常喜欢亚历山大和恺撒--值得注意的是,它总是偏爱军人有甚于知识分子。但是在恺撒之后,它就开始认为在罗马人的身上没有事好做了,于是在犹疑了4个世纪左右之后,它就决定来到日耳曼人的身上,自此以后它就一直爱着日耳曼人,并且直到黑格尔的时候还在爱着。然而,他们的统治时代并不会是永远的。观念总是在向西行进,并且它在离开德国之后,就将移居到美洲,在那里它将挑起美国和拉丁美洲之间的一场大战。在那以后,如果它继续西行的话,我想它就会到达日本了,但是黑格尔并没有这样说。当它做了环绕世界的旅行之后,绝对观念就会得到实现而人类从此就将永远幸福。绝对观念相当于"第二次的到来"。

  奇怪的是,这种狂幻的理论--它以它自己的方式,也正有如对金字塔的迷信是一样的荒谬--竟然被不计其数的教授们当做是智慧的顶峰而接受,不只是在德国(在那里它诉诸人们的民族虚荣心),并且还在英、美(在那里它并没有这种偶然的优势)。格外令人惊异的是,它竟奠定了马克思的学说,这种学说被他的信徒们赞扬为说尽了凡属科学的一切事情的最后一句话。马克思确实是做出了一些改动:"观念"被生产力所代替,相继体现着观念的各个民族则为相继的各个阶级所代替。但是古老的神话机制依旧存在着。 革命代替了第二次 来临,无产阶级取代了诸神的统治,社会主义共和国则成为千年福王国①在感情上的代替品。正像早期的基督徒一样,马克思期待着千年福王国不久就将到来:也像早期基督徒们的后继者一样,马克思的后继者们也失望了--世界又一次表明了它自己并不服从于体现着人类中某一部分人的希望的某种整齐的公式。

  但是并非所有号称是总结过去和未来的历史行程的普遍公式,都是乐观的。在我们今天,斯宾格勒就复活了斯多噶派那种循环周期的学说,这种学说如果当真的话,就要把人类的一切努力归结为整个的徒劳。按照斯宾格勒的说法,存在着一系列的文明,每一种文明都相当详尽地重演它的先行者的模式,每一种都慢慢地上升到成熟阶段,然后又陷入无可避免的破灭;我们文明②的破灭开始于1914③年。而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无法扼止我们的世界朝着衰老前进。幸而,这一理论是没有根据的,正有如它是黯淡的一样。以前的各个周期都需要对历史做出一种非常矫揉造作的安排,要过分强调某些事实而又过分轻视其他事实。即使情形不是这样,过去各个文明的事例也还是太少,而不能保证这种归纳。而且它忽略了由科学所引入的质的方面的新颖性,以及由近代战争的世界规模的特性(包括胜利者世界规模的主宰的可能性)所形成的量的方面的新颖性。说教者会扬言,天下无新事;但是如果他能看到一座大动力站或者一场平流层上的战争的话,他就不会这样说了。必须承认,这些事物可能不会防止他去说"一切都是枉然",不过那是另一个问题了。

  有些东西是要从历史中学习的,但它们却并不是简单的普遍公式--那样是只能抹去大半数的史实才能说得通的。炮制各种历史哲学的人,都可以看做是神话的编造者而被我们一笔勾销。但是仍然有两种十分不同的功能,是历史学可以担当的。一方面,它可以探索比较小型而低级的概括,从而可以构成一种(与哲学相对立的)历史科学的开端。另一方面,它可以由于研究个人,而探索着把戏剧或史诗的优点和真实性的优点结合起来。我并不准备把这两种功能中的任何一种置于另一种之上。它们是十分不同的,它们诉诸于不同类型的心灵,而且它们需要不同的方法。我们可以用《米德尔敦》和布鲁塔克的传记①来说明这两种历史类型。我不愿意被剥夺二者中的任何一种,但是它们二者所提供的满意程度却悬殊得有如两极。一种是客观地在观察人,就像一个天文学家在观察天体;另一种则诉之于想像力并力图给我们一种对人的知识,那是一种驯马的人对马的知识--那种知识毋宁说是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的,那是不可能翻译成科学的语言的,然而那在实际事物中却是有用处的。

  科学的历史学是一项近代的发明。因此,就让我们暂时把它放到一旁,而来考虑一下阅读已往某些伟大的历史学家会有什么收获。

  希罗多德①是被称为历史学家之父的,他有许多理由值得我们阅读。首先,他满是有趣的故事。几乎是在书的一开始,就是一位虚荣的国王康道里斯(Candaules)的故事,他很遗憾除了他自己而外竟没有一个人能充分赏识他那位王后的美丽,他希望他自己能以此而为人所艳羡。于是他就把他的首相季革斯(Gyges)藏在帷幕后面,使首相能窥见王后赤身 在洗澡。但是她看见他的脚伸露出来,就谴责他给她带来了一场致命的侮辱。此时此地,她就向他做了一番演说,她说:"你面前只有两条路可以赎罪,要么你就必须死,要么你就必须杀死国王并娶我。"季革斯毫无困难地做出了他的选择,并且成为了以克罗索斯②而告结束的那个新王朝的奠基者。希罗多德满是这类的故事,他一点也没有由于顾忌有损于历史学的尊严而感到阻力。尊重事实也并没有使他回避戏剧情节;关于居鲁士③击败克罗索斯的叙述就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尽管有的部分显然只是传说而非历史。

  对于任何一个喜爱人类学的人,希罗多德对他当日所存在的各种野蛮人习俗的描述都是非常之有趣的。有时候他单纯是在复述旅行家的故事,但是他却往往会被近代的研究所证实。他自由自在地充分在检阅他所知道的各个民族和种族,他对此前是一无所知的读者们提供了一份有关古代世界的可赞美的介绍。

  他的历史的主题是欧洲和亚洲的冲突,这在他那个时候以波斯人在马拉松和萨拉米的败绩④而达到了顶点。在此后所有的世纪中,这场席卷一切的战役一直在继续着。萨拉米标志着希腊时代亚洲人向西扩张的终结;然后便是由马其顿人和罗马人的欧洲征服了亚洲,到了图拉真①的时候而达到顶峰,随后便是长期的亚洲优势。5世纪阿提拉②在夏龙的败绩和8世纪摩尔人在图尔③的败绩就确定下来了亚洲征服范围的界限;亚洲最后的大胜利是1453年征服君士坦丁堡④。在此后的世纪里,欧洲由于科学技术而占有毫无疑问的优势;相反的运动的第一个信号,是日本人在1904-1905年的战争⑤中打败了俄国。这个相反的运动将要走到多么远,现在还不可能猜测,因为尽管日本无疑地会被打败,但是中国和印度将接踵而来成为亚洲的竞赛者。所以这些尘世上的巨大运动,都是在希罗多德所提出的框架之内出现的。

  修昔底德⑥是伟大历史学家中的第二位;他的主题比希罗多德的要小,但是处理得更有技巧,也更加注意准确性。他的题材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和斯巴达的冲突。康福德⑦曾指出过,他的历史著作是以希腊悲剧为范本的:他自己心爱的城邦雅典最后是战败了,就像是一个典型的英雄被命运之神和自负的骄傲驱向了灾难性的但又并非是不光彩的结局。他的写作是严谨的,并且严格限于有关的事情;这里面没有闲碎语的节外生枝,也没有什么令人开心的东西。但是这里却有着一种充满了史诗光辉的手法,表现出人们被命运之神驱向愚蠢 之路的场面,当正确的抉择会带来胜利的时候,他们却一次又一次地选择错误,他们由于激怒而变得邪恶,并终于陷入了无可挽救的毁灭。这个主题是一个打动希腊人的心灵的主题。有一种伟大的非个人的威力(叫做"运命"或"正义"或"必然"都无所谓)在掌握着世界,并且高出于神明之上。无论任何人或国家或事物逾越了这个法定的疆界,就都要受到对傲慢的惩罚。这就是真正的希腊人的宗教,而修昔底德则在他的著作中非常出色地阐明了它。

  自从文艺复兴以来,布鲁塔克就一直是古代历史学家之中最有影响的人--但确实并非是在历史学作家们中间(因为他一点也不可信),而是在实际的政治家和政治理论家们中间。我们只举两个例子:卢梭和哈密尔顿①的思想倾向,就大部分都得之于他;他的箴言供给了卢梭以学理,他的英雄则供给了哈密尔顿以雄心。一个一直都只不过知道他是位名人的人,大概会很惊奇地发现:他是一个轻率的流言蜚语的写作家,他抵抗不住好故事;而且除了少数的事例而外,总是十分愿意讲述乃至于夸大他那些英雄人物的弱点。例如他讲过马克·安东尼②在已经是一个高官的时候,由于带着一名三流的女戏子到处游逛而得罪了人,他甚至于因她而冒犯了极其尊严的地方长官(这还是在他达到足以追求女王③的那种地步以前)。他又讲过恺撒④还是青年的时候,怎样地由于在元老院的一次会上读了布鲁塔斯母亲的一封情书(元老院里是不许任何人阅读任何东西的)而惹了麻烦。于是他就进而以莎士比亚所擅长的那种略带嘲笑的浮夸角度来描绘恺撒。他的英雄都不是完美的雕像;他们是有血有肉的人,是可能存在过的人,哪怕事实上他们从来也不曾存在过。

  写历史可以有许多种美妙的方式,其中有三种可以用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布鲁塔克来表明,第四种则由吉本①来表明。我们必须承认,吉本有着严重的缺点。他的学问用近代的标准来衡量,是不合格的;他的人物,哪怕他们是野蛮人,都有着一种18世纪的味道,像是伏尔泰②笔下吃人的牲畜那样;诸侯、战争和政治挤掉了普通老百姓和经济事实,是超出了近代读者所能希望之外的。但是在承认了这一切之后,他仍然不失为一个伟大的并且讨人喜欢的作家。

  他的机智和讽刺--尤其是当他用它们来蔑视迷信的时候--是无与伦比的。但是他的优点是,尽管他对个人的描绘往往令人失望,而他对伟大事件行程的感受则是准确无误的。没有别人曾经提出过一幅历史纲要,能比他做得更好。在一部书③里,要处理好从公元2世纪到15世纪的整个时期,乃是一桩伟业;但是他却从来没有丧失过对他那主题的统一性的目光,或是对它那几个部分之间所要持的比例的目光。这就要求能掌握一个伟大的整体,这一点是超出大多数人的能力之外的,而且这一点和他所有的缺点相形之下,就把吉本置于历史学家中的第一流地位。

  然而光是阅读伟大的历史学家的东西是不够的;许多重要的东西,许多令人高兴和愉悦的东西,是只有随意阅读传记和回忆录才能发现的。教授们一定不可妨碍我们去认识:历史是充满了笑柄的,而且最荒诞不经的事情确实是发生着的。我发现从历史中所得到的最大乐趣,只是出现在我们很好地认识了某个时期之后;因为那时候,每一桩新事实就可以嵌入它在七巧板拼板游戏中的地位。直到我们对于一位显赫有名的人物知道了大量详尽的细节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判断他究竟是不是的确像他表面上看来那么伟大。有些伟大人物越是加以研究就变得越发伟大,我要提到斯宾诺莎和林肯①作为例子。而另一方面,拿破仑在近距离上,就变成为一副滑稽可笑的形象。在他和约瑟芬②结婚的那天晚上,她的哈巴狗在他上床的时候,咬了他的小脚,或许这并不是他的过错;然而在许多看来他是处于不利的场合下,全部的罪责都显然是要由他来负的。在他和塔勒兰③的许多次争吵中,有一次他控告他那位外交大臣是个跛子,还有个不忠实的妻子;在他走了之后,塔勒兰转向旁观的人耸了耸肩膀说道:"多可惜,这么一个伟人居然耍这么坏的态度。"他和玛丽·路易丝④的结婚礼是由代理人举行的,他到法国边境来迎接她。安排了一次盛大的典礼,包括一次国宴,国宴上所有拿破仑周围的伟人和贵妇都是要出席的。宴会的时间到了,时间过了,而皇帝和皇后仍然没有出现。宫内大臣已十分惶惑而失望,最后经过周详的询问,他才发现拿破仑为了享受一个皇帝女儿的垂青,等不及要到宴会之后。沙皇亚历山大⑤采取了自己的办法,佯装成一个头脑简单的青年而完全欺骗了他。在他和拿破仑表面友谊的 时,亚历山大写给他母亲说:"谁最后笑,谁就笑得最好。"在这两个皇帝的通信中,一切的技巧都是在亚历山大这一边,而一切的装腔作势都是在拿破仑那一边。可惜,历史学家未能强调拿破仑滑稽可笑的那些方面,因为拿破仑变成了一种神话、一种传说,在激励着人们对军事征服的赞颂和对军事超人的崇拜。他对德国人的作用特别恶劣,德国人既赞颂他,而同时又由于他所加之于他们的屈辱而希望复仇。如果他们能嘲笑他,那么他们的复仇就可能对人类的代价更小一点了。

  非常不同类型的卓越人物的会晤,常常是很有意思的,有时候是令人吃惊的。没有任何两个人能比罗伯特·欧文和沙皇尼古拉①之间距离得更加遥远了。罗伯特·欧文是社会主义的奠基人,是一个热烈的无神论者,他一生中有一部分时间还是一个颠覆活动的煽动者。尼古拉是一个凶恶的暴君,他的统治是黑暗 的统治;是他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发配到西伯利亚并把巴枯宁②发配到彼得和保罗的监狱里。我们大概不会期待这两个人彼此会喜欢对方的,然而他们两个惟一的一次会晤却是十分亲善的;确实这件事发生在尼古拉做皇帝和欧文成 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以前。尼古拉跋涉了一路到苏格兰的新拉纳克地方来参观欧文的模范工厂,他见到了这里的一切,称赞了这里的一切,还邀请慈善家到俄国去建立类似的工厂。欧文是如此之醉心,乃至把他全部的图版都送给了他这位贵宾--这使得欧文夫人大为冒火。他们俩在晚期的生涯中彼此对于对方都想些什么,史书上并没有记载。

  另一方面,歌德和贝多芬大概可以被我们期待着是彼此喜欢对方的了,但是并不如此;因为当作曲家到魏玛访问诗人的时候,诗人试图教导他宫廷的礼仪,而贝多芬则愤怒地坚持要按自己选择的样子行事。

  关于亚里士多德和亚历山大③,人们写过许多胡言乱语;因为既然两个人都是大人物,亚里士多德又是亚历山大的老师,所以人们就设想着老师必定曾经大大地影响了学生。黑格尔竟至于说,亚历山大的功业表明了哲学的价值,因为他的实践的智慧可以归功于他的老师。事实上,亚里士多德对亚历山大究竟有什么影响,是连最细微的一点证据都没有的;亚历山大恨他父亲①,并且反抗他父亲安置来监管他的任何人。有几封信据称是亚历山大写给亚里士多德的,但人们一般认为它们是伪造的。这两个人事实上是漠视对方的。当亚历山大征服东方并造成了城邦时代被大帝国时代所取而代之的时候,亚里士多德正继续在写他的政治论,其中从未提到过正在发生着什么事情,而且是详细地在讨论已经不复重要的各个不同城邦的宪法。设想凡是同时代人的伟大人物,就会很容易、很快地认识到彼此的伟大,这是一个错误;相反的情况倒是发生得更多得多。伏尔泰和腓特烈大王②在一阵短暂的友谊之后,竟变成了死敌。腓特烈写的法文诗,伏尔泰称赞得不够;伏尔泰取笑了被腓特烈任命为柏林科学院终身主席的毛柏图斯③,而且最后伏尔泰逃回法国,随身携带着一卷腓特烈嘲讽彭巴杜夫人④的手稿。经过这些事情以后,伏尔泰对君主的偏爱就发泄为向叶凯瑟琳大帝⑤的谄媚。

  历史学在增进我们对人性的知识方面,是无可估价的;因为它表明了可以期待着人们在新的境遇之下怎样行动。许多赫赫有名的男人和女人在品格上是完全平凡的,而只是在他们的境遇上是特殊的。平凡的已婚妇女的行为,是密切受到精细的考虑所约束的。她希望着比她的邻居更受人尊敬;由于担心收入受损失,她就一定不能使她丈夫丢脸;她不能以任何公然的方式虐待她的孩子,怕的是得到一个坏名声。然而也曾经有少数女人可以为所欲为,她们都是当政的女皇们。如果她们被认为表现出了女人们假如胆敢的话所会做出的事情来,那么我们就应该感谢社会的约束了。她们大多数都谋害了或者监 了她们的孩子,往往也还有她们的丈夫;几乎她们所有的人都有过数不清的情人。叶凯瑟琳大帝--这位"北方的Semiramis"①,像是伏尔泰所称她的--在变得太老太胖的时候,还要支付给她的情人们庞大的薪金。即使是那时候,他们也会企图逃越边境的;但是如果他们被抓到的话,他们的情形可就更糟糕了。猜一猜,如果我们可敬的邻居们是女皇的话,她们有哪一位会以这种方式行事--那会是很有趣味的事。

  一旦你知道了某个时期的历史的总轮廓,再读读那时候的信件和回忆录就会是很开心和很有益处的事了。不仅是它们包括有大量详尽的细节,使人有可能认识到有关的人们确实都是生活过的;而且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作者们并不像历史学家那样的知道行将发生什么事情。历史学家倾向于把所发生的事情说成是不可避免的,因而仿佛是当代人就必定已经预见到行将到来的事情。当我们看到了那些只能是猜测其后果如何的人们的错误和惶惑,而且往往还是猜错了的时候,那么一切就变得格外鲜明如画了。我们会诧异当发生重大的事情时,人们竟然往往关注着小事情。当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归来,迫使波旁王朝逃亡时,路易·菲力普②写了无数悲叹的信,但都不是关于公务的,而是关于他的孩子的哮喘病的。当高尔勋爵③不得不逃离奥斯特里茨战场④时,最使他烦恼的就是道路崎岖,而他马车的弹簧又出了毛病。当西赛罗驶离意大利以逃避第二次三雄政体对他的 令⑤时,他中途折回是因为他认定晕船要比死亡还难受。

  现在可以撇开琐碎的事情不谈,而来考虑一下历史上某些更为严肃的方面。这些方面是太多了,很难知道要从哪一个开始;或许此刻最自然的是首先想到军事史。我的意思并不是指对各个战役的细节的描述,那在大多数的历史书里是多得不得了的,我的意思是指战争方式的变化对于群体的一般生活的影响,以及成功的军事形式和其他各种形式之间的关系。战争通常是被人浪漫化了的,其实战争也是一桩业务正像别的业务一样。大多数人都想像着,圣女贞德①在英国亨利五世②对法国予以多次打击之后,曾为法国的复兴做出了很大贡献。我自己也曾经是这样想,直到后来我才发现,法国胜利的真正原因,乃是火炮的日益增长。英国人依靠的是他们的弓弩手,这些弓弩手是能够击败法国的骑士的;但是面对着大炮,他们就无能为力了。在整个西欧,在圣女贞德之后的60年左右,这种新的作战形式使得国王们能以制服造成了许多个世纪的无政府状态的那些骚乱不安的诸侯们。 政府和民事秩序这两者,都是由火药带给西欧的。这两者会不会也被飞机带给全世界呢?还是它将仅只带来其中的一个呢?如果是一个,又是哪一个呢?

  法国革命引来了一种新型的战争,在这种战争里整个民族都热烈地参加了进来,因为他们相信它有某些有价值的东西是要保卫的。战争曾经是国王们和小贵族们的事情;军队是由雇佣兵组成的,而一般民众则是漠不关心地在袖手旁观的。如果路易十四③征服了德国的某个部分,那对于少数诸侯和他们的附庸是件不愉快的事,但是它对于大多数的人民并没有什么不同。然而当全欧洲的 势力都配合一致来消灭革命的法国并恢复波旁王朝时,每一个从封建的重担之下被解放出来并且获得了他的领主的一部分土地的农民,就感到自己要为某 些东西去战斗了。所有法国的科学智力都来从事设计和制造出更有效的炸药的新方法,或者以其他方式在协助战争的努力。这个结果震惊了全世界,法国的成功受到德国和意大利大部分地区的欢迎。在拿破仑的 把从前的朋友转化为敌人之后,德国在1813年的战争中①打了一场类似的人民战争,而且这一次的成功更为持久。从那时候一直到今天,各个政府都已经日益认识到有必要使战争成为人民战争,并且为了这一目的而使用了人民教育这一有效的武器。民主政治作为一种政府形式,具有着能使人人都参加战争的优势。我认为很可怀疑的是--而且我看得出戈培尔②在这一点上是同意我的--一个在不民主的政权之下的国家,会不会在灾难中也能像英国在1940年③那样屹然不动。这是一个最强而有力的理由,可以希望民主政治永世长存。

  人们时常说,战争的胜利总是由于优势的经济资源,但是历史表明这种情形一点也不是永远不变的。罗马人在布匿战争④开始时,比迦太基人的资源要少得多,然而他们胜利了。在罗马帝国灭亡时,它受到日耳曼和阿拉伯入侵者的 ,这些人在他们自己这方面除了勇武和贪婪之外就一无所有。16世纪后期和16世纪西班牙的衰落,几乎必须完全归咎于愚蠢和狂热,而不能归咎于缺乏资源。在目前的战争⑤里,联合国方面尽管有着优势的资源,却已经丧失了法国、马来半岛、缅甸、菲律宾、荷属东印度、罗马尼亚的石油、乌克兰的小麦;无疑地他们将会收复它们,但是这些损失却表明了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倾注于战争的民族都能做出什么事。可以说的就只是,假定有同等的能力和同等的决心,那么具有经济资源的优势的一方,从长远说来,终将获胜。

  然而最近的时期在作战方面引进了一项重大的变化,有似于由火药所带来的变化。正如火药给了国王们以凌驾于诸侯之上的优越地位,与那些很小的或未经工业化的国家相比,现代武器也就给了大工业国以同样的优越地位。在以往的时代,一个小国可以顽抗一个大国很多年;现在它最多只能顽抗上几个星期。大工业国,按其工业能力的顺序,有美国、德国、俄国、英国和日本;其余的国家则没有地位(除了中国在抗战中表现出的惊人力量)。所有在战争中的头等强国,就集中在这五个国家中间;如果其中的两个战败,那就将集中在三个国家中间了。我认为任何研究战争史的学者都必定得出结论说,最终的问题是由一个政府--它或许将是几个国家的政府的联合--来掌握所有的军事威力。这里有许多偏见和心理障碍是要加以克服的,但是单单军事事实的压力就必定终于变得无法抗拒--尽管我不想冒险预言在多长的时间里和多少年之后。

  历史学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部门就是经济史。不幸,它在古代和中古时期几乎全然没有人研究过,所以许多事实往往难以确定。然而和其他各种更古老的历史学相形之下,它具有的优点乃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普通人的身上,而不是集中在突出的个人的身上。当建造金字塔的时候,埃及的农民是不是够吃的呢?在罗马时代,奴隶的命运究竟是怎样地不堪忍受?是剥削什么人来提供收入,才使得柏拉图那么和蔼可亲?在公元2世纪末年,罗马帝国的经济结构出了什么毛病?在中世纪,一个繁荣的商业城市的居民平均富裕到什么程度?在一个前工业的贵族政权之下,一个农业劳动者的处境,比起工业文明早期阶段一个工厂工人的处境来,是更好一些呢还是更坏一些?这些问题是很有趣的,而经济史则至少对答案提供了某些指示。

  必须说,经济史家是多少有点沉溺于老框框之中的。几乎任何一部经济史,不管它讨论的是什么领域或什么时期,都会包含有几页悲叹,大意如下:"在这个时期,古代的自耕农就沦于衰亡;土地被抵押给了贪得无厌的城市放贷者,土地的耕作者实际上或者事实上变成是在受着他们的奴役。古老的贵族政体尽管有其一切的弊病,却还有着某种公共责任感,现在则正被新的富豪政体所取而代之;它无视于农业的需要,一味地急于在最短可能的时间之内榨取最大限度的收入。破产的、一无所有的自耕农涌到城市里来,他们成为这里的不安定的无产者因素,以及蛊惑人心的政客们施展阴谋诡计的现成原料。古老而单纯的虔诚被败坏了,被怀疑主义和暴力所取而代之。"你可以用这些话,或者某些类似这些话的东西--在对自从希琐阿德①以来希腊史上任何时期的叙述中,也在对布匿战争以后意大利史的描述中,还在对都铎王朝统治下的英国的叙述中。在我们今天,作家们写的是更加广泛了;对加利福尼亚州的相应叙述就塞满了两部巨著,即《愤怒的葡萄》和诺里斯②的《章鱼》。历史学家有关他们自己时代的种种坏事所说的话,大体上都无疑是真的,但是以为其他的时代就曾经好一些,却往往都是错误的。

  这种观点部分上是专业化的产物。一个对于某一时期知道很多而对此前刚成为过去的时期知道得很少的人,会想像着--部分地是由于一种已经确立了的文学传统的缘故--他在他所熟悉的那个时期里所观察到的种种坏事都是新的。事实上,由于乐观或者是收成不好的结果,农艺家在所有的时代里都是倾向于负债的。在饥馑的时期能够贷款的人,大概都是城市里的人,不然的话,他们就也会是贫穷的了。贵族政体在一切时代都曾经沉沦于某些邪恶,诸如 、征战、大兴土木,这些都迫使他们把自己的土地转让给新的主人。古老的单纯的虔 诚,从来也不像历史学家所声称的那样单纯、那样虔敬。在整个中世纪,诸侯们和显赫的教士们都向犹太人借钱,而当他们无力再偿付利息的时候,他们就大开杀戒。到了近代初期,资本大部分已变成了基督徒的,因此对资本家大开杀戒,就不能再加容忍了。把这一变化描述为是"古老的单纯的虔诚"的败坏,是有点会把人引入歧途的。然而它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使人放弃了对"高利贷"(即利息)的谴责,尽管这种谴责受到了亚里士多德的权威的支持,但是一旦借贷者主要不再是犹太人的时候,这种谴责也就不再有效了。然而纳粹德国却表明了仍然有可能复活这种中世纪的模型;党的纲领,就像中世纪的教士,是同样地既谴责犹太人又谴责利息的。

  经济史在它的一个方面表现了城乡之间的长年冲突。文化在所有的时代,主要都是在城市里面的,而虔诚则主要是在农村里。在古代,几乎每一件对后世有重要意义的事都是城市里的。希腊的哲学和科学,始于小亚细亚和西西里的富有的商业城市;从这里它们过渡到雅典,又从雅典最后到了亚历山大港。在布匿战争中打过仗的罗马人,大抵都是农艺家,很少有什么文化;但是在胜利使得罗马人富裕起来以后,他们就把农事留下给奴隶和被征服的民族,而他们自己则采用了希腊的文化和东方的奢侈。罗马帝国各个不同部分之间的商业迅速增长了,并且在公元2世纪达到了最高点。许多城市繁荣起来了,甚至于是在今天已成为沙漠的地区;它们在北非的枯干的废墟里的遗迹,仍然使得旅游者惊叹不止。从公元前600年到公元200年整个这一漫长的时期里,城市是在统治着乡村,而在这个时期以前或以后,情形却不是这样。这些变化就反映在宗教概念里:《创世纪》里的天堂乃是农村的,但丁的地上的天堂也是如此;但是在中间的这段时期,人们的向往则体现在柏拉图的《国家篇》、新耶路撒冷和上帝之城里,它们都是城市的。

  野蛮人的入侵毁灭了罗马的道路,使得旅行很不安全;所以他们就几乎完全停止了商业,并强迫每一个小地区都种植自己的粮食。同时他们建立了一种征服者的农村贵族政体,并逐渐发展了封建制度。除了意大利之外,中世纪的世俗文化乃是农村的和贵族的,而不是城市的和商业的。直到很近的时期,这种农村性还继续存在于英国、德国和俄国。英国诗的调子是由莎士比亚的"乡土的田野的自然诗"定下来的,俾斯麦①是战斗的农民式的,托尔斯泰则主张一切德行都是和土地相联系着的。但是工业革命使得这种观点成为一种纯粹的残余:尽管约翰牛②只是个农民,但是今天典型的英国人则是城市的。

  在美国,城乡之间的冲突开始于哈密尔顿和杰斐逊③之间的对立;它延续到安德鲁·杰克逊④,杰克逊曾为农村居民赢得了暂时的胜利;经历了人民党(populist)和布赖恩⑤,它一直持续到我们今天的农业集团和反通货膨胀派之间的斗争。在俄国,自从革命以来,这一冲突就一直采取更激烈的形式。新经济政策,在列宁的晚年,是对农民的一种让步,但是斯大林以残酷无情的手段最后为城市党赢得了胜利。这些冲突透过它们的历史背景来看,就可以得到阐明。

  近代有关经济事实对一般文化的关系的观念,曾经深深受到这一理论的影响,首先它是由马克思明确地加以陈述的,即一个时代的生产方式(以及在较小的程度上的交换方式)乃是它那政治、法律、文学、哲学和宗教的性质的终极原因。正如一切包罗万象的理论一样,这一学说如果当做一种教条来接受,是会引入歧途的;但是如果用来作为启发各种假说的方法,则是有价值的。毋庸置疑,它有着大量的真理,尽管不如马克思所相信的那么多。陶内⑥的《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一部极有价值而又有趣的书,其中以丰富的阐释性的细节说明了在某种意义上乃是马克思学说的反面的一种理论。陶内所从事的是要追溯新教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其中新教主义(主要的是以个人主义的形式)是因,而资本主义则是果:即神学上的Laissez-faire[自由放任]可以看做是企业上的Lissez-faire[自由放任]的根源。无可否认的是,近代资本主义是在新教国家里开始的,但是我怀疑那种联系究竟是否真的像陶内所提出的那样。

  在17世纪,英国和荷兰是领先的商业国。两国都是新教,而且两国对自己的新教主义都有其充分的政治理论。教皇已经把东印度群岛和巴西赐给了葡萄牙,把西半球的其余部分赐给了西班牙。这不投合北方国家,它们希望和印度进行贸易并在美洲建立殖民地。此外,西班牙对英、荷两国都是个危险;荷兰获得它的生存是由于成功地反叛了西班牙,而英国获得它的存在则是由于击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Armada)①。新教主义自然是和对天主教的领袖强国西班牙的敌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英国和荷兰的新教主义就有着充分的世俗原因。然而他们商业上的成功,却是由于他们作为水手的优秀才干和他们的地理位置。或许是成功地渲染了他们宗教的色彩,那种宗教在某些方面与德国的路德主义是不同的。但是我们怀疑新教主义究竟是不是确实在任何重要的程度上,乃是由商业和制造业所自然而然孕育出来的资本主义学说的成因。在较早的一个时期,意大利北部在经济发展上曾经领导过世界,但是却并没有和教皇发生过争执,而且也不曾有陶内所认为新教心态的那种东西。我不否认这一论点有其真理的成分,但是我认为那并没有他所设想的那么多。

  再回到马克思:在我的心目中,他的理论的最大错误是它忽略了把智力当做一种原因。人和猴子在同样的环境中用不同的方法来取得食物:人采用农业,不是因为某种超人的辩证法在强迫他们这样去做,而是智力向他们表明了那种好处。假如希腊的智力始终停留在它那最佳的状态,工业革命很可能在古代就发生了。对于这一点,人们习惯回答说,奴隶劳动是廉价的,所以就排除了对创造节约劳力的机器的刺激。但事实却得不出这一观点来。近代的生产方法是从棉花工业开始的,不仅是在要使用"自由"劳工的纺织品方面,而且也在采集棉 花(这是奴隶的工作)方面。何况从来也没有过任何奴隶是比兰开夏①的厂家们在19世纪初期所雇用的悲惨的童工们更为廉价的了,在那里他们必须每天工作14至16个小时,除了吃住而外没有更多的东西,至死为止(我们应该记得,一个奴隶的死亡对于他的主人是一项经济损失,但是一个挣工资者却并不是)。没有智力,人们就永远学不会靠机器来节约人手。

  我并不想提示,智力是以某种神秘的、无缘无故的方式自发而出现的东西。显而易见,它是有缘故的;并且显而易见,这些缘故部分地可以求之于社会环境。但是这些缘故也部分地是生物学的,而且还是个人的。这些还很少为人所理解,尽管孟德尔②主义已经做出了开端。有极高才能的人,正如弱智的人一样,天生来确切地是与一般人不同的。而没有极高的才能,就不可能出现生产方法上的根本进步。

  有一派现代的社会学,自命为要比任何别的学派更加严格是科学的,而且这一派至少在某种范围内乃是马克思学说的产物。按照这一学派,社会学只有从群体上观察人而不是把他们作为个人,才能成为真正的科学,并且只能是观察他们的身体的行为,而不是企图得出心理学上的解释。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可以说许多话来拥护这一学派。毫无疑问,对于戏剧性的东西的乐趣,使得历史学的作家们和读者们双方都过分强调了个人;同样毫无疑问,对于生理行为的任何心理解释都是有着一种冒险的成分,正像是诗人所说的:

  掩饰起来你的爱情固然很好,

  不过你为什么要把我踢下楼?

  这里提到的这个学派只是注意到踢下了楼,而并不去追究那到底是由于掩饰爱情,还是由于恨所造成的。无论如何,我们可以同意到这一步,即在我们进入内心动机那片可疑的海洋之前,最好还是先记录下来公开行为的各种无可置疑的事实。

  一部像《米德尔顿》这样的书,虽说它的作者并没有同意我们所考察的这一理论,但它却是这一理论的宣扬者们所不能赞许的一部书;它还表明了这一理论可以提示大量有价值的工作。大约50年前,查理·布斯①的《伦敦人民的生活和劳动》一书在更大得多的规模上为伦敦做出了同样性质的工作;那是一部极有价值的书,它激发了改革,大大增进了伦敦居民中贫困阶层的福利。对于改革者来说,如果他要明智地行动,这类对男人、女人和儿童的平均生活的调查的用处是无可估计的。

  然而,它们却是一种手段,其本身并不是一种目的;当它们被视之为一种目的时,它们就有丧失它们的用处的危险。首先,对心理学的解释持反对的态度乃是愚蠢的。为什么我们要反对贫穷和疾病?因为它招致了苦难,而苦难是一种精神现象。对于一种纯粹外部的观察来说,贫穷和疾病应该是正像繁荣和健康一样地令人满足。当一个天文学家观察星象时,他并不必须要考虑它们的状况是"好"或是"坏",因为我们并不相信它们能够有感觉;但是人可就不同了,而一种无视于人的感情的社会学,正是遗漏了成其为最本质的那种东西。我们并不想要改革太阳系,但是我们的确想要改革社会体系,假如我们对苦难有着任何同情的话。而惟有心理学的考虑才能向我们表明,哪种改革是可愿望的。

  从一种纯粹科学的观点来说,这一理论在我看来似乎其错误在于缩小了个人的作用。情形往往是,各种巨大的社会对立的势力都大致处于平衡,而相对的小势力却可以决定哪一方将会胜利,正有如在分水岭上的一个很小的力量就可以决定水流究竟是注入大西洋还是太平洋。没有列宁,俄国革命就会有很大的不同,而只是一个很小的力量就决定了德国人允许列宁回到俄国的。惠灵顿公爵关于滑铁卢战役①说过:"这桩好事真是见鬼。我确实相信,假如不是我在那里的话,我们是不会获胜的。"或许他的话是对的。这类事例表明了,伟大事件的主要过程有时候是取决于某一个个人的行动的。

  从那些急不可待地要把历史学变成为一种科学的人的观点看来,这一点当然是很可遗憾的。但是事实却是,在使历史学的某些方面多少可以成为科学的时候,并且重要的是,只要有可能就应该这样去做的时候;史料却是太复杂了,而不可能在目前--并且或许在未来的若干世纪之内--被归结为科学定律。对于我们的无知来说,这里有着太多看来是机缘的东西,而且无从估计的各种势力的侵入又有着太大的可能性。在尚不成熟而要佯装成科学的那种企图之中,没有什么东西会真正是科学的。

  这就把我带到了历史学的另一个领域里去,即文化史;它在它那最广泛的意义上加以理解,包括有宗教、艺术、哲学和科学。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题目--只要它不是以迂腐的教授们把它浸沉于其中的那种庄严和空话来加以处理的时候。官方的观点--而这是每一个要想得到好分数的学生所必须采用的--是:某些名人是伟大的、善良的,所以一定不能加以任何批评,而某些其他的人则是聪明的,但想法是错误的,并且犯下了对每一个排字工人来说都显然可见是愚蠢不堪的错误。还另外有些人,虽然在没有偏见的眼光看起来是无可厚非的,却甚至于是不能提及的,因为他们的想法是惊世骇俗的。即使是那些被挑选出来受到最高度的赞扬的人,也必然要如此之加以错误的解释,以至于他们变得沉闷不堪,于是对于那些以赞扬他们为己任的庸人就变得成为可以接受的。而尤其是,绝不能容许有任何思想对于自鸣得意的中世纪可以造成哪怕是片刻的不安之感。

  伟人是不能这样来加以解释的,在我们的思想里也不要这样来为他们树碑立传。迂腐的学究深信自己本人掌握有一切智慧,对自己的工作满有把握而安然自得;他自命他所自命要去研究的那些人是会同意他的,他在赞扬那些人,并且他特别表扬他们所可能让他们自己说出的任何偶然的格言式的空话。他深信不疑:真正伟大的人物总是"严肃的",他们能以神秘的方式看出善是怎样由恶而来的,以及一般说来,他们能帮助我们坚忍地负荷起别人的不幸。在全世界上几乎每一所大学里,意气慷慨的青年人都在忍受着这种枯燥无味的废话,于是 他们就很容易鄙弃所有这些传统中的伟大名字了。例如,以莎士比亚为例,他那被人虚拟"肃穆"竟成为了无穷无尽的学院式的连篇空话的主题。这里就是他那"肃穆"的几个例子:

  当我们诞生时我们就要哭叫:我们居然来到了这个满是笨拙的大舞台。

  还有:

  我们之于神,就像苍蝇之于我们,

  神弄死了我们,在寻他自己的开心。

  还有:

  你教给我语言,我得到好处,

  就是我学会了去咒诅别人。

  尽管《麦克白斯》里的那段名言是众所熟知的,我还是不能略掉它

  明天、明天、再明天,

  日复一日地慢步向上爬,

  爬到了时间记录最后的音节,

  我们所有的昨天都在向笨伯,

  照亮了通行黄泉的道路。熄灭吧,短促的烛光。

  生命只不过是缓步的阴影、可怜的演员,

  他在舞台上炫耀并消磨着他的时间,

  然后就再也无声无息。它只是一个,

  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了喧哗和咆哮,

  可是意义却等于零。

  不,伟大的人物并不是"肃穆"的。确实是他们具有一种终极的勇气,一种能在自然界只安排了恐惧的地方创造出美来的本领,那在猥琐的精神看来仿佛就是肃穆。但是他们的勇气都必须能超过凡人的勇气,因为他们更深一层地看透了自然界的无情和人类的残酷。用好听的谎话来遮掩这些事,那是懦夫干的事;伟大人物干的事则是以坚定不移的明彻性来观看它们,然而却又高尚地在思想它们和感受它们。在我们大家都可以成为伟大的那种限度上,这也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干的事。

  但是读者们可能感到,这一切都是文化史的题外话。我不能同意。在文化史里面,资料太浩瀚了,所以选择就是必要的。而选择,至少部分地,就必须受着一种价值感的指导:我们必须有某种试金石,可以用来鉴定谁才能配得上我们去纪念。确实,这并不是我们惟一的选择原则,有些人是由于他们的影响而必须加以研究的。哪怕假如我们对(比如说)穆罕默德评价不高,我们却不能忽略他,因为有很大一部分人类是信仰他的。但即使那时候,标准也还是必要的,假如文化史要加以有益地研究的话;我们一定不可不分皂白一味去赞颂随便哪一个有影响的人物,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能发现自己是在崇拜魔鬼了。文化的终极价值乃是要提出善恶的标准来,那是科学自身无法提供的,而这一点在我们对过去的和现在的全部文化研究中却是应该牢记的。

  作为一个毕生致力于哲学思考的人,在我看来,文化史最饶有兴趣的那部分就是哲学史,尤其是它和宗教的关系。哲学在希腊人那里是作为对宗教的反叛而开始的,它体现了在商业的过程中,被带到与各种各样的信仰和习俗相接触,因而便要求有某种比部族的传统更多的东西作为他们自己信条的基础的那种人的怀疑主义。当然,他们的理性主义是不完全的;即使是他们中间最大程度的自由思想,也还保留着我以前谈到过的那种对命运的或者说对宇宙正义的信仰。但是他们的合理性(当其存在的时候),要比他们的不合理性(当其还存在的时候)更为令人惊奇。他们摒弃了奥林匹克的诸神,他们形成了普遍的因果这一概念,并且他们力图发现现存的宇宙可能在按照自然法则而演化出来的各种方式。理性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被宣布为至高无上的,一切事物都必须服从它的检验--是在原则上,如其不是在事实上的话。现存的偏见之存在,是因为它们没有被人注意到;如果有任何人曾指出了它们是偏见的话,那么早期伊奥尼亚的哲学家们是会放弃它们的。

  但是希腊哲学并没有继续实现这一光辉的开端;哲学的天堂里有一条蛇①,他的名字是毕达哥拉斯②。奥尔菲斯③的宗教有着信仰复兴的特点,它俘虏了许多此前是理性主义者的希腊人,于是奥尔菲斯主义就有一种形式被毕达哥拉斯引入到哲学里面来,它不再是诚挚地渴求理解世界,而变成了一种通过陶醉而追求得救。奥尔菲斯主义是对酒神巴库斯的崇拜的一个支派,但它是追求以精神的陶醉来代替原始崇拜的那种 裸的酗酒陶醉。从那时候起直到今天,头脑醉醺醺的,始终都被人认为里面具有着某种神圣的东西,只要它有着精神陶醉的特性;全然清醒的世界观则始终被人认为表现着一种心灵的局限和平庸。这种看法从毕达哥拉斯传到了柏拉图,从柏拉图传到基督教的神学家,又从他们以一种新的形式传到卢梭和浪漫主义者以及无数的空话搜集者,只要当男人们和女人们厌倦了真理的时候,这些人就活跃了起来。

  然而在我们今天,对于空话却有了一剂有力的解药,那在以前的时代里是几乎不存在的--我是指科学。科学是不能被忽视或者被摒弃的,因它是和近代技术联系在一起的,它对于和平时期的繁荣和战争时期的胜利,是同样地至关重要的。或者,从知识的观点来说,这是我们时代最富有希望的特征,又最有可能使我们避免某种旧的或新的迷信的没顶之灾。

  文化史最引人入胜的研究之一,乃是天主教综合体系的逐步建立,它完成于13世纪。在 西罗马帝国灭亡时(即公元5世纪),所存在的教会之中有着出自三个来源的成分,即犹太的、希腊的和罗马的。教会从犹太人那里接收过来了他们的圣书和圣史,他们对弥赛亚的信仰--基督徒,而不是犹太人,相信他已经出现了①--他们多少有点严酷的道德和他们除了一种宗教以外对于一切宗教的不容忍。希腊精神则特别表现在教诫的领域。圣约翰、圣保罗和教父们,通过采用希腊哲学而逐步发展起来了一种精致的、与犹太精神全然有别的神学。约翰福音与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迦福音不同,表现出基督教希腊化哲学的早期阶段。教父们,特别是奥勒根②和圣奥古斯丁使柏拉图主义成为了基督教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令人惊异的是,奥古斯丁承认有那么多基督教的根本学说都可以见之于柏拉图的著作。罗马帝国一旦成为了基督教的,主教们便掌握了行政的和司法的职能;由皇帝们所促成的历次普世宗教大会就提供了一个中心权威的开端,尽管起初那仅只是在学说方面。没有得自罗马政府方面的力量,教会究竟能不能经受住野蛮人入侵的冲击而生存下来,是件很可疑的事。

  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教会代表着地中海文明,虽则并不完整;而世俗贵族则代表着北方的野蛮主义。教会屡次接近于丧失它那特性,而且几乎变成为封建体系的构成部件。但是这一点却由于教皇权力的不断增加,并由于教皇坚持教士独身制(这防止了教会土地的父子相袭),而得以防止。从11世纪初到13世纪末,教会在权力、纪律和学问方面都进展得很快;在学问方面,天主教今天仍然在膜拜圣汤姆斯·阿奎那①的权威;他在一切哲学问题上,字字都是所有天主教教育机构的法律,然而阿奎那在他当时,却是一个勇敢的创新者。阿拉伯的影响使他偏爱亚里士多德更甚于柏拉图,而且由于这个缘故,他受到了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的谴责。对阿奎那和亚里士多德(他也受到了谴责)的这一幕反对,已经被人遗忘了;亚里士多德现在被天主教看做简直仿佛是一位教父。怀疑他治疗大象失眠症的功效,或许是可允许的(尽管是带着半信半疑心情);但是他在三段论学说上的错误,却是绝不能承认的。由于这个原因,现代逻辑学对于天主教就是一个 区。

  教会在14、15和16世纪的不幸遭遇是如此之巨大,以至于它竟能生存下去几乎可以称之为一场奇迹。首先是教会大分裂,当时有两个人都自称是教皇②。没有一个人知道哪一个是真教皇:每一方自封为教皇的人,都被对方革除出了教门。这种革除出教门,有一个是有效的,但究竟是哪一个呢?不管哪一个是真教皇,当然在宣布他的对手是个坏人时,他就必定是正确的;但是没有人知道哪一个是圣父,哪一个又是无耻的骗子。这是很尴尬的事,而且是造谣诽谤的一个有力的原因。当教会大分裂终于愈合时,文艺复兴开始了,于是历代教皇就都不顾及教会的利益而玩弄起意大利的权力政治,并且在为扩大他们的世俗领地而斗争。一连串自由思想的、人世的而又放荡不羁的教皇们向全天主教世界的忠实信徒们征税来维持他们自己的骄奢 逸,他们是那样地震惊了北欧的虔诚心,乃至终于产生了宗教改革。

  一开始时,宗教改革席卷了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大多数国家里的一切事物。但是罗耀拉、查理五世和傅格尔家族①却拯救了天主教的事业。罗耀拉创立了耶稣会传教团,这个传教团以其热诚、诡谲和教育而取得了权力。查理五世恰好在自己的治下把德帝国、西班牙和尼德兰都联合在一起。傅格尔这个富有的银行家家族曾经借给了他那么多的钱,以至于他的成功对于他们成为生死攸关的事;因此他们以他们全部的财力支持他,并且使他在金钱上优越于他的对手。他们最后是由于贷款给哈伯斯堡王朝而破了产的,不过这时候教会已经被挽救了。

  教会过去的历史,能对于预言它的未来给予任何基础吗?它那不幸的遭遇,并没有在16世纪结束。18世纪的许多战争以及随后美国的扩张,就把对墨西哥边界以北的整个美洲大陆的统治权都交给了新教徒。法国在大革命期间是激烈地反教会的,然后这又出现在为德莱福斯案件②平反的期间。俄国革命是反对基督教的,而纳粹则倾其全部的力量来消灭教会在德国的影响。不过,天主教对未来的信心仍然有其很大的根据。拿破仑发现与教皇缔结和约是件便宜的事,而拿破仑三世①则一直到他垮台为止始终在罗马有一支法国驻军在保留其世俗的权力。战后②的法国会是个什么样子,现在还不可能知道;但是在目前,各个党派的领袖都是天主教徒。苏俄政府已经放弃了它对宗教的敌视,而且为了讨好它的盟国③,无疑地还将沿着它的新方向走得更远。在德国,当纳粹覆灭时,会有出现混乱的危险,而天主教会则是少数能起稳定作用的力量之一。在美国,天主教徒已经有充分的力量可以控制纽约和波士顿的教育,并且他们也能在西班牙内战期间迫使国务院对佛朗哥④友好。他们教化了许多信徒,要比新教徒发育得更快得多。统计数字表明,除非有新的因素介入,否则他们将在大约50年之间在美国占有多数。因此有各种理由可以期待,到了20世纪末,他们的力量会超过自从法国革命以来的任何时期。就我而言,我是以惊讶的眼光在看待这一前景的。

  对教会的考察,自然会提出一个历史学的新领域,在我看来这个领域一直是研究得太少了;我指的是组织机构的历史。一个组织有它自己的生命,而且往往是要经历青年、中年和老年的各个阶段的,有似于一个个体生命的各个阶段。我相信对于组织的研究可以得出许多有用的、尽管并非一贯正确的概括。存在着有许多不同种类的组织:教会、政党、教育机构、企业公司、工会,等等。凡是技术进步的时代,组织都在增多,而尤以我们自己的时代为然。一个个人单凭他自己的主动性所能够做的事情,其数目是越来越少了,而他需要依靠某 种组织的事情,则其数目越来越多。如果你是一个平凡的公民,那么你就会出生在一家医院里并受到国家的教育;你要为一个机关工作而谋生;你的报纸、你的收音机、你的电影,都是由富有的公司所提供;如果你要有一所房子,你或许要贷款购房,那不是向一个个人而是向一个组织;当你去世时,保险公司就解除了你的遗孀生活的后顾之忧。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自由和独立的公民和主权人民的一员,你随时有权在两个称为政党的组织向你所提出的两个人之间表示你的偏爱--政党则是共同代表着职业政客们的利益的。作为一个不朽的灵魂,你可以在一个称为是教会的组织之中去寻求得救,教会若是遵守多少世纪所固定下来的教条的话,或许还拥有财产;如果没有一个现有的教会能使你满意,你的邻居就会带着疑虑的眼光把你看成是一个怪人,他们的妻子就会躲避你的妻子,而你的事业就会蒙受损失。从摇篮到坟墓,而且甚至于(如果教会说得对的话)在来生,你都是在组织的手里,组织就决定了可以允许你追求你自己的利益到什么程度。

  可是每一个这种组织都有着双重的目的,一个是公,一个是私。当国家对你进行教育的时候,它就有一个公的目的,即要以有用的知识来装备你,也有一个私的目的,即要使你愿意为腐化的政客们的好处而纳税。你的报纸之存在,公开地是要供给新闻,私下里则是要把它办得能增进老板的利益。你的政党有一个公开的纲领,它表现得为国为民;但是假如你既不年轻也不天真,你就知道一个政党如果胜利了,大概就考虑党纲要为它的目的服务,那就是为了某一个集团的人而不是为了另一个集团的人来弄到公家的钱。至于教会么--嘘!别做声:在这一点上我们可必须划出一条界线;我要肯定,除了教徒们的永恒幸福而外,没有一个教会的名人是曾经片刻考虑过任何别的事情的。

  研究各种组织的历史表明,出于对它们发展规律的无知,人类有许多最优秀和最伟大分子的种种理想主义的努力,都浪费在被证明了只是有害的方向上。例如,让我们来看看方济各传教团。在全部的历史上,恐怕很难再找到一个比圣方济①更可爱的人了,他以一种自发的爱情不仅仅爱全人类,而且爱禽兽、爱太阳、星辰和风;他的德行是那么自然地流露着,以至于他永远是幸福的。毫无疑问,他的信仰有点头脑简单;他做了一次长途艰险的跋涉去见苏丹,希望能使苏丹皈依基督教。但是无论如何,这种企图比起十字军的同样徒劳无功的方法来,要更加无害。他创立了方济各传教团,希望能传布他自己的博爱精神;他相信不应该有任何机会去追求自我,所以他采用了传统的三大誓:贞洁、贫穷和服从。但他的第一代的继承者就沉沦于奢糜并反叛了教皇;他的后继者们变成了教皇党和皇帝党历次野蛮战争中的募兵,并且和多明我教派一道主持了异端裁判所那些骇人听闻的迫害。有一个时期,少数的方济各派--其中奥康的威廉②几近于是最后的一个--始终是忠实于他们的创立人的精神的;但是从14世纪以后,恐怕就很难指出有任何好处是人类有负于这个传教团的存在的了。

  这一发展之中并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东西;如果圣人具有更多的世俗智慧的话,他也会预见到这一点的。在一个荣誉的名称的神圣盾牌之下,各种可憎恶的事都是有可能的,那在别的方面又会造成灾难性的耻辱。在许多虔诚的日本人的心目中,民族的罪行是可以以佛的名义得到宽恕的。再去谈那些数不清的屠杀、迫害和抓巫人,都曾以基督的名义被人认为是神圣的,那就显得是多余的了。我们可以再靠拢一下自己的家园,并可以指出林肯的名字在随着美国南北战争之后而来的那段腐化的时代里,是怎样地成为了保护一伙无耻恶棍的一面盾牌的。所有这些都是阴暗的反思,但是我并不满足于得出一种懒惰的愤世嫉俗的教诫。正确的教诫乃是,对各种组织的演化进行研究,应该是着眼于怎样才能避免我们正在考虑的这些灾害。

  某些组织在完成它们原来的目标时,在很长的时间里取得了成功;另有一些却很快地就失败了。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是为了促进科学而在16世纪成立的,从那时候以来,在它的会员之中一直包括有英国科学界最优秀的人士。而另一方面,美国皇家学院(Royal Academy)却以未能识别最优秀的画家而声名狼藉。与此相似的是,在法国Institut[法兰西学会]很恰当地识别了科学的才能,而法兰西学院却排斥了大多数最优秀的文学界人士。那原因当然是,科学的才智要比文学艺术的才智更加毋庸置疑。但是圣洁性却要比艺术的才能更加难于识别,因为历代的伪善者已经完善了保护性的模拟的技巧。因此,一个组织假如只有当它的领袖是圣人的时候才能够做好事,那就可以肯定,不久以后它就要开始作恶了。

  对于一个组织,我们要考虑三桩事:它向公众提供了什么?它向它本身的一般成员提供了什么?和它向它的领导们提供了什么?其中的最后一项,在实践上是太经常地要压倒前两项了。这一点可以应用于许多不同的领域。比如说,一个人在市场上提出要推销最好的肥皂。他用巧妙的广告使得公众相信了他。然后他把他的发明卖给了一家公司;公众发现了它在弄虚作假,于是公司破产了,但是肥皂的发明者本人却仍然保有他自己所发的财。在我年轻的时候,在某些南美洲国家里,独裁者们的惯例是要掠夺人民大众,直到他们激起一场革命;他 们把收益投到国外去,并且随时有一只快船升火待发;停泊在他们首都的港口里等待着他们。在革命一旦开始时的那一瞬间,他们就开始逃往巴黎,此后就安享快乐。这些政治上的独裁者,就有似于我们企业中的肥皂制造商。但是这类人还不如那些能成功地保住了自己权力的人们那么有害。任何一个组织,不管它所宣称的目的是多么理想,都可以蜕化成为一种 ,除非是大众在自己的手里保持着某种有效的办法来控制领袖们。民主政治就是至今为止所发现的惟一办法,但是它将不会是一种完全有效的办法,除非是能把它扩大并伸展到一直是把它排斥在外的经济领域里面去。这一整个主题的根本材料,只能是从历史研究中得到。

  一个世界国家假如建立了,是不是就会稳定?这个问题就是属于有关组织的科学的一个问题,因此就是一个可以期待着历史学来加以阐明的问题。要说(像是某些历史学家所说的)凡是未曾发生过的事就永远都不会发生--这就是一种谬误的论证了。居鲁士大帝在公元前6世纪建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辽阔帝国,并且由于建造了良好的道路系统而能够把它凝合在一起。罗马帝国还要大,它是由于有了更加良好的道路系统而成为可能的。显然的是,飞机在远比罗马道路系统更高得多的程度上,在使得更大的国家成为可能这一点上,会起到同样的作用。因此我们就有理由期待着它将促成新的政治形式的创立,并且特别是它会使得一个世界国家稳定,假如它能垄断了空中权力的话。要创立一个世界国家是有着许多严重的障碍的,但是我并不认为如果它一旦存在的话,将会很难保持下去。

  怎样以最佳的比例把纪律和自由结合在一起,这个问题是我们的时代所必须解决的问题;而且必须很快地解决,假如我们要避免无政府状态和独裁制这一对对立的危险的话。自从希腊的兴起以来,在这上面就一直有一种摇摆,既有大型的也有小型的,但是无穷无尽的跷跷板游戏肯定不会是人类智力所能指向的最佳值。迄今为止所发生过的事情大致是这样的:一个种族或民族在僵硬的传统体系之中慢慢地在积累着被压缩了的精力,那是终于要冲破它的束缚的;旧的习惯首先是在舆论的领域里崩溃,然后则是在行为的领域里。最伟大的创造时代,乃是舆论是自由的,而行为却在某种范围内仍然是旧习俗的那些时代。然而,终于是怀疑主义冲破了道德的 忌,社会变成了无法维持的无政府主义,于是自由就被 所取代,而一种新的严厉的传统就又逐渐地建立了起来。在希腊,荷马的英雄们都有一种固定的行为范式,并且还有一套即使是破坏者也不会怀疑的道德法典。到伊士奇鲁斯①古老的僵硬性多少是松弛了但仍然存在着,然而智者派都孕育了怀疑,于是攸里披底①就感到惶惑无主了。结果,在一个异常之辉煌的时代而后,便是一场普遍的沦丧,最先是道德上的,然后就是在他们的优越性的各个方面。严峻的罗马人把羁轭加给了他们,然后又轮到罗马人自己变得先是智慧了,然后就软弱了 。基督教要比以前的任何宗教都更严厉,它又创造出一种体系,在这一体系中群体的精力被驯化了,而个人却僵化了。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基督教的纪律又崩溃了,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天才与个人主义的短暂时期,但不久就被西班牙人和宗教反改革运动所扑灭了。与此相似,浪漫主义运动导致我们今天的独裁制。但是我们必须说,英语民族要比欧洲大陆的各个民族屈服于这些摇摆更少一些。

  要解决自由与纪律之间的这一两难局面,我们就显然地必须求之于一种妥协。我们不能赞许根本就不容许有个人成绩的地盘那样一种社会体系,也不能赞许过分的个人主义在其中使得整个社会体系都不能安定的那样一种社会体系。有人会论证说,智力和道德之间有着一种根本性的对立,惟有愚昧和迷信才能使人善良,而一个知识上得到了解放的人就注定了是会完全自私的。不过,这是一种蒙昧主义的理论,它对于道德和智力都采取了一种错误的观点。在对青年的教导中,当真正的道德和迷信的道德是无望地混淆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他们是很难把这两者分开来的。假如你被教导说,发誓和偷窃是同样的罪恶;那么当你认定发誓是可以容许的时候,你就会下结论说偷窃也是无害的。真正的道德决不会是智力就可以 的那种东西,而智力也决不会必然就促成自私心。只有当大公无私是出于错误的理由而反复加以灌输时,情形才会是如此,并且又只有是在它的视野是受到限制的时候。在这方面,科学就是文化中的一个有用的因素了,因为它有着一种为智力所无从动摇的稳定性,并且它会产生一种非个人的心灵习惯,能使得人们去接受一种社会伦理而非一种个人的伦理,成为了自然而然的事。而历史学对于无政府的个人主义以及对于一种死气沉沉的传统主义这两者,或许都是一种更好的抗体。

  有少数的社会,由于过分的个人主义和怀疑主义而消亡了;其中古希腊和文艺复兴的意大利就是主要的范例。它们在消亡之前涌现出来过大批的天才,使得全世界迄今都在受惠匪浅;他们对于全人类所做的贡献,要远远大于假如他们是庸庸碌碌地受人尊敬而存活了下来。而他们消亡的方式也并非是通常的方式。通常的方式是变得沉溺于保守主义 ,既恐惧着前例又害怕创新,于是就在言论上和行动上完全僵化了。更多的民族之沦于毁灭,乃是由于惧怕变化更有甚于喜欢变化。除非是能够容忍例外的个人--这些个人的行为和他们的邻人的并 不正好都一样--否则就没有一个民族是能够长久昌盛的。人人都知道,在艺术上、文学上或者科学上有伟大成就的人,在青年的时候往往是乖僻的;这种青年时代的乖僻如果不能被人容忍的话,那么在成年的男人和女人中间就不会有什么伟大的成就了。但是尽管人们懂得这些,却仍然很难在教育的实践中使之得到体现。人的生活应该在某种程度上着眼于群体,并且怀着一种希望要对群体做到有用--这当然是对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人都应该一样,因为突出的服务就需要有突出的个性。

  以上我已经谈过了历史学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可能是既有趣味的而又有教益的,但是除此之外,它还具有一种更为普遍的功能,或许比以上的任何一种都更为重要。我们的肉体生命是限定在一小部分的时间和空间之内的,但是我们的精神生命却并不必受此限制。天文学对于扩大我们心灵的空间领域所做的事,就正是历史学对于增大它的时间领域所做的事。我们个人的生活往往是令人沮丧的,有时候甚至于是痛苦得难于忍受。但是从历史的 来看我们个人的生活,把它当做是全人类生命中一个无限小的片断,就可以使得无可避免的个人灾难不那么难以忍受了。尽管历史充满了盛衰浮沉,但是却存在有一种总的趋势,我们从中仍然可以感到某种满意;我们比我们的祖先知道得更多,我们更能够驾驭自然界的力量,我们所遭受的疾病和自然灾害要更少一些。确实是我们还没有学会彼此防范对方并保护自己;人对人始终是危险的,仍然是像过去那样,但是即使在这方面,至少也有了初步的改善。暴力现在主要的是有组织的、政府的事,于是比起更原始的时代的突发性的、无计划的暴力来,也就更容易想像出来结束它的各种办法。

  对历史的 能够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出,什么事件和哪种活动有着永久的重要性。大多数伽利略①同时代的人,把三十年战争②看得比他的发现远为重要得多;但是对于我们则显然的是,这次战争是三十年光阴的虚掷,而他的发现却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当格拉斯顿③拜访达尔文时,达尔文事后说:"受到这样一位伟大人物的拜访,是多么的荣誉。"他的谦逊是可爱的,不过也表明了他缺乏一种历史眼光。许多事情--例如党派斗争--可以在当时激起与它们真正的重要性十分不成比例的激情,而最伟大的事件则有如高山的顶峰,尽管是雄踞在远处,却被视界较近的前景给遮蔽了。要学会从它们的历史背景去观看当代的事物,并把它们想像成它们若是在过去时所会呈现的那样子--这种习惯会有助于健全而冷静的判断的。神学家向我们保证说,上了在很有限的程度上,但是就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而言,它却有助于智慧和思考的洞见。我们生活在目前,并且我们必须在目前行动着;但是生命并不都是行动,而且当行动是从一种广阔的视野--目前就在其中失去了它那感情执著的尖锐性--出发的时候,那便是最好的行动。人是都要生和死的;有些人几乎没有留下任何鸿爪,另有些人则传给了后世某些好的或坏的东西。思想和感情被历史所扩大了的人,会希望着成为一个传递者;并且希望着尽可能地传递下来会被他的后人所判断为美好的东西。

  (何兆武 译)

 
上传时间:2008-12-03 09:37:09   【浏览:】 【评论:】  【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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