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的三次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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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隋朝,作为我国历史上一个统一王朝,从581年杨坚建立,到公元618年李渊建唐,前后存在只有三十七八年。不过,在这不长的三十七八年中,隋朝就有三次 书举动。
        第一次 书是在文帝杨坚开皇十三年(593),这年二月十一日(丁酉),朝廷下制书说:“私家不得隐藏纬候图谶。”(《隋书》卷二《高祖纪》,中华点校本38页)这是继西晋泰始三年(267)晋武帝“ 星气谶纬之学”(《晋书》卷三《武帝纪》,中华点校本56页),复经魏孝文帝于泰和九年(484)“严加 断”后(见《魏书》卷七上《高祖纪》,中华点校本155页),又一次由当朝皇帝下令 止谶纬。足见这种言休咎、兆未来的书,确实惑乱人心,诱长非分之想,不利于王朝的稳定。
        隋朝的第二次 书,仅在第一次 书令颁布三个月之后,即开皇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癸亥),朝廷再次下诏说:“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 绝。”(《隋书》卷二《高祖纪》,中华点校本38页)这是对西汉以后,尤其是魏晋以来私家修史之风的急煞车。
        西汉和西汉以前,史书寥寥无几,所以,班固据刘向父子的《七略》编《汉书·艺文志》时,只好把司马迁的《太史公书》(即《史记》)、冯商的《续太史公》、《汉著记》、《汉大事纪》等有限的几部史书,附在了《六艺略》“春秋家”之末。但东汉及东汉以后,情况则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王朝局势的动荡,割据势力不断膨胀,战事不休,促使一些文人纷纷撰史,以记一代之始末。据《隋书·经籍志》记载,仅记后汉一代历史的,除《东观汉记》具有官方性质不计外,纯属私人所修的史书,就有三国吴谢承所撰《后汉书》一百三十卷、晋薛莹撰《后汉记》一百卷、晋司马彪撰《续汉书》八十三卷、晋华峤撰《后汉书》九十七卷、晋谢沈撰《后汉书》一百二十二卷、晋张莹撰《后汉南记》五十五卷、晋袁山松撰《后汉书》一百卷,最后还有今为“二十四史”之一的刘宋范晔撰《后汉书》九十七卷等,共九种之多。而记两晋历史的史书,纪传体就有王隐、臧荣绪等八种,编年体则有陆机、干宝等十一种,其数量不可谓不多。
        正是由于史书的大增,早在西晋初期,荀勖撰《中经新簿》时,就在甲乙丙丁四部之中,给了史书独立的一部——丙部。东晋李充撰《晋元帝四部书目》时,又把史书调到了乙部,从而正式创下了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的格局。
        勿庸讳言,私人修史,便难免有个人偏见或好恶。如陈寿修《三国志》,据《晋书·陈寿传》记载:
        或云丁仪、丁虞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日:“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见《三国志》所附,中华点校本1477页)
        很清楚,议者所以“少之”,是因为陈寿在为诸葛亮立传时,显然夹杂着个人恩怨。虽然,这种指责未必全是事实,但既已写入史传,其说便会有相当大的影响。
        这种情况,并非陈寿一人,也并非仅见于私人所撰诸史之中。事实上,即便是具有官修性质的奉敕所撰诸史中,也难免有类似的情况:如魏收所修《魏书》,唐代的刘知几就明确指出:
        收谄齐氏,于魏室多不平。既党北朝,又厚诬江左。性憎胜已,喜念旧恶。甲门盛德与之有怨者,莫不被之以丑言、没其善事。迁怒所至,毁及高、曾……由是世薄其书,号为“秽史”。(《史通》卷一二《古今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365页)对于“敕修”者,尚可“与诸家论讨”(同上),甚至矫正其失,而对于私修者,就难为更张了。
         隋文帝 “撰集国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统治者对舆论的重视,因而要干预史书的修撰。这次 撰国史,虽未能“ 绝”,但自此以后,私家修史之风确趋于式微,而朝廷设局修史,遂渐次成了一项固定的重要制度,这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隋朝的第三次 书,是在炀帝即位初期,下令,凡与“谶纬相涉者,皆焚之……”(见《隋书》卷三二《经籍志一》,中华点校本941页)。炀帝于605年继位,去隋朝第一次 谶纬之书仅仅十二年,在这短短的十来年中,再一次 毁谶纬,而且与“谶纬相涉者”都在 毁之列,这给了谶纬书以致命重创,使存世的谶纬书大都消亡或残缺了。
 
上传时间:2008-12-02 13:34:55   【浏览:】 【评论:】  【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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